女地下党受酷刑不屈，敌人假意释放设陷阱，她的抉择让特务傻眼 1942年的桂林，巷子里的青石板还沾着晨露，却透着股刺骨的寒意。罗文坤刚走出监狱大门，眼角余光就瞥见巷口那个假装抽烟的男人——袖口露出半截钢笔，那是特务机关的标配，再看他时不时瞟过来的眼神，哪是什么路人？她瞬间识破是什么路人？她瞬间识破了这拙劣的伎俩，心里冷笑：好一个阴险的圈套！ 可脸上，她却装得像刚受了惊吓的普通女子，低着头快步往前走，肩膀微微颤抖，仿佛还没从酷刑的恐惧中缓过神。手腕上的烫伤还在隐隐作痛，膝盖处的骨头被老虎凳折腾得不敢用力，每走一步都牵扯着伤口，可这疼痛反倒让她更清醒：敌人放她回来，就是想让她当“鱼饵”，要么逼她暴露组织，要么顺着她摸到更多地下党员。 回到住处，推开门的瞬间，罗文坤就和苏蔓、张海萍交换了一个眼神。三人都是桂林地下党的核心，苏蔓是市委副书记，张海萍是委员，也是苏蔓的爱人。看到罗文坤平安回来，两人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可随即就被她眼神里的凝重拉回现实。 “敌人的圈套。”罗文坤压低声音，一边拍掉身上的灰尘，一边快速说道，“巷口有尾巴，估计这屋子也被盯上了。” 苏蔓眉头紧锁，指了指桌底的暗格：“早就料到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已经把部分联络名单烧了，可还有几位同志没来得及通知。” 张海萍攥紧拳头，语气带着怒火：“这群狗特务，硬的不行来软的，真以为我们会屈服？” 罗文坤走到窗边，假装整理窗帘，悄悄观察着巷口的动静，特务还在原地“抽烟”，眼神死死盯着这边。她转过身，语气坚定：“我们不能成为敌人的工具，更不能让同志白白牺牲。”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在三人心里——他们都明白，要打破这个陷阱，唯一的办法就是断了敌人的念想。 接下来的几天，罗文坤故意装作惊魂未定的样子，偶尔出门买东西，也总是绕来绕去，还会在街角徘徊片刻，仿佛在寻找什么。特务们看得津津有味，以为她在联系组织，悄悄跟在后面，却每次都一无所获。而暗地里，罗文坤借着买东西的机会，用暗号给几位关键同志传递了“危险撤离”的消息，那些看似无意的徘徊，都是在确认同志是否收到信号。 苏蔓和张海萍则在家中销毁剩余的机密文件，把联络暗号牢记于心，万一牺牲，也要让组织的秘密烂在肚子里。夜里，三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没有太多话语，却彼此心意相通。罗文坤摸了摸手臂上结痂的烫伤，轻声说：“能为组织多争取一点时间，让同志们安全转移，就算死也值了。” 苏蔓点点头，张海萍眼眶泛红，却用力握紧了罗文坤的手——这是战友间最后的约定，也是最悲壮的诀别。 第五天清晨，巷口的特务们终于按捺不住，以为时机成熟，准备收网。可当他们踹开房门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罗文坤、苏蔓、张海萍三人并肩坐在椅子上，早已没了呼吸，桌上留着一封简短的遗书，上面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原来，为了彻底断了敌人的念想，也为了保护更多同志，三人选择了集体自缢。他们用最壮烈的方式，拒绝了敌人的胁迫，守住了组织的秘密，也让特务们的陷阱彻底沦为笑话。那些被罗文坤传递消息的同志，早已安全转移，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敌人本以为释放是“恩赐”，是拿捏住了革命者的软肋，可他们忘了，能在老虎凳、辣椒水面前咬紧牙关的人，心里装的从来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比生命还重的信仰。罗文坤三人的抉择，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敌人脸上——他们可以摧毁革命者的身体，却永远打不倒革命者的信仰。 1942年的桂林，因为这场悲壮的牺牲，少了三位优秀的地下党员，却多了三座精神的丰碑。罗文坤、苏蔓、张海萍，这三个名字或许曾被岁月尘封，但他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却永远刻在历史的长河里。 特务们最终一无所获，只能悻悻收场。他们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能有如此坚定的意志；为什么三个手无寸铁的革命者，能把生死看得如此淡然。答案其实很简单：信仰这东西，从来不是喊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忠诚，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无数像罗文坤这样的革命者，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敌人的长城。他们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传承——传承着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对信仰的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