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下旬，秋意渐浓的冀中平原，清苑县的县大队在连绵不绝的小雨中加紧转移。 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似寻常的转移，会变成一场惨烈的突围战。 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精准落在队伍中间，机枪火力更是提前封锁了所有退路，县大队瞬间陷入重围。 激战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傍晚七点，开阔的农田里找不到像样的掩体，战士们只能趴在泥水里还击。 大队长张振海为了掩护伤员撤退，被子弹击中了胸口，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标着转移路线的地图。 这场战斗下来，127名战士和干部没能走出来，最后只有13个人趁着夜色突围成功，县长的公文包在混乱中被炮弹炸得粉碎，里面的重要文件散落一地。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的遭遇战，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怪事不断。 1940年刚开春，县大队转移到高庄时又被伏击，日军像是知道他们会走哪条小路似的，提前在山坳里架好了机枪。 更让人蹊跷的是四月份的军粮运输队遇袭，200斤小米和5支步枪被抢走，劫匪对运输路线的时间掌握得分毫不差。 这时候大家心里都开始犯嘀咕，队伍里怕是出了内鬼。 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五月份的一个寒夜。 侦察班在山神庙附近露营，篝火边几个战士正抱怨棉衣破得没法御寒，新兵崔殿春起身去解手时，口袋里掉出来一张钞票。 班长捡起来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这钱的纸张比根据地的北海币光滑，边角还有发亮的纤维丝，后来才知道这是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联银券，在咱们这儿根本不流通。 当时崔殿春慌忙解释是捡来的，可谁会把这种钱揣在身上。 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更多疑点浮出水面。 通信员在检查崔殿春的背包时，发现了一封用米汤写的密信，烘干后显出的字迹里提到了麻雀已就位。 派人跟踪他的行踪才发现，过去五个月里他十二次单独巡查，每次都往日军据点的方向绕远路。 这时候基本能确定，县大队的几次遇袭都是他泄的密。 审讯那天，崔殿春一开始还想狡辩，直到拿出他和表弟在酒馆接头的照片，照片里他左胸口袋插着钢笔后来才知道这是跟伪军接头的安全信号。 旁边的女老板也认出他每次来都点一盘茴香豆，其实是在传递部队的动向。 铁证面前，他终于交代自己代号麻雀，从1939年冬天就开始给日军送情报，薛庄那次转移的路线图就是他偷偷画下来的。 1940年7月15日，薛庄村头的老槐树下，两百多个村民来围观处决内奸。 执行枪决的是突围幸存的李老栓，他开枪前盯着崔殿春看了很久，说当初要是早发现你，大队长就不会死。 枪声响起的时候，有人注意到崔殿春的口袋里掉出半张联银券，被风吹着飘向远处的田野，就像他那段永远见不得光的人生。 后来部队建立了严格的情报审查制度，战士们互相监督通信和行踪，新兵入伍必须经过三次审查。 1941年八路军还专门把内部警戒写进了情报工作条例，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实在：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现在去薛庄惨案纪念馆，还能看到那棵老槐树，树干上的弹痕早就长平了，但那段因内奸导致的牺牲，永远刻在了当地人的心里。 情报安全这事儿，在战争年代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一个人的背叛，就能让上百人的努力付诸东流。 如今虽然没有硝烟，但那些隐藏在暗处的麻雀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的武器从密信变成了网络。 如此看来，不管什么时候，守住内部的防线，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