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又是一个新的乱世。 她们本该是家里的女儿、妻子或母亲，却因为各种原因成了别人口中的暗门子，这个称呼听着就带着几分不光彩，可她们又能怎么办呢？ 张作霖主政东北那些年，地方上的钱袋子有点特别。 正经税收不够花，就打起了这些风月场所的主意。 奉天省1924年的杂税里，光是妓院交的花捐就占了将近两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官府得了好处，自然对这些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沈阳小西关、哈尔滨道外这些地方，花楼一家挨一家地开起来，有点姿色又走投无路的女人，几乎都涌到了这里。 本来想靠脸蛋混口饭吃，后来发现进来容易出去难，老妓带新妓、母女一起接客的事都不新鲜，这哪是谋生，分明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这些女人的身体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民国那会儿东北的公共卫生跟现在没法比，花柳病跟家常便饭似的。 1934年有调查说哈尔滨暗娼里梅毒感染率快到八成，听着都吓人。 她们接的客人多是底层劳工，卫生条件差得很，十个人里九个带病。 窑主才不管这些，赚了钱就揣自己兜里，姑娘们病了只能硬扛，拿胭脂盖着溃烂的皮肤继续接客。 时间长了，身体垮了连孩子都生不了，这成了她们最大的痛处，想从良都没人愿意要。 说到从良，怕是最有体会的就是那些被赎身又被转卖的姑娘。 天津《大公报》1927年登过个事儿，河北来的刘某被富商赎走，才三个月就因为生不了孩子被卖到长春的窑子，最后吞鸦片死了。 这种事在当时不算新鲜，好多姑娘本来抱着希望，以为遇到了救星，结果还是跳不出火坑。 时间久了，她们连做梦都不敢想从良的事，就这么一天天地混着，混到身体彻底垮掉为止。 山东来的陈姑娘本来是唱戏的，跟着戏班庆春班在奉天混饭吃。 那会儿戏班名角收入不错，比头等窑姐还高不少，她本来能靠嗓子过好日子。 可偏偏练戏时摔断了腿，班主舍不得请好医生，找了个庸医说她要成瘸子，干脆把她低价卖给窑子。 没想到窑主请的医生厉害，治好了腿，陈姑娘凭着唱戏的本事成了头牌，这命运的反转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陈姑娘火了，原来的头牌小桃红就坐不住了。 客人被抢了，老鸨也偏心，换谁都得着急。 小桃红本来想找机会整整陈姑娘，就找了窑皮赵老三帮忙，免费陪了他一晚，换了几个炮仗。 趁陈姑娘陪客人时，把炮仗绑床底下，用熏香点着引信。 结果炮仗一响，客人吓得不轻，以为遭了埋伏，把陈姑娘打了一顿，还悬赏要抓凶手。 赵老三见钱眼开，直接把小桃红供了出去，后来小桃红就再也没出现过，估计是被窑主处理了。 这事儿之后，东北的窑子都学乖了。 接客时不敢点熏香，油灯也早早吹了，黑灯瞎火地做生意。 本来想图个安全，却把自己弄得更憋屈。 如此看来，那个年代的底层人真是难，混口饭吃要跟天灾人祸斗，还要防着身边人的算计，所谓的同行根本不是伙伴，而是恨不得把你踩下去的对手。 天津《大公报》那会儿总登些暗门子的故事，有时候写她们可怜，有时候又说些风月趣事。 1926年就登过一个暗娼为了给母亲治病卖身的事，看着让人揪心，可报纸也就是赚赚眼球，没几个人真关心她们为啥会走到这一步。 官府更别提了，张作霖靠收花捐养军队，哪会真管这些女人的死活。 1927年奉天省花捐收了120万大洋，够养一个旅的兵，在他们眼里，这些姑娘不过是会走路的税票。 南方的上海就不一样，公共租界搞了公娼制，妓女要注册，每月还得体检。 1928年公共租界注册的妓女有1200多人，体检率能到92%，虽然还是受压迫，至少不用天天担心病死。 东北的暗门子就没这待遇，没人管没人问，死了都没人知道。 很显然，同样是乱世，不同地方的治理方式，真能决定这些底层人的生死。 民国暗门子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个悲剧。 她们被时代逼着做了不愿做的事，想挣扎却越陷越深。 身体垮了，尊严没了，连做梦的权利都被剥夺。 陈姑娘和小桃红的争斗，不过是无数悲剧里的一个小插曲。 这些被遗忘的女人，其实是那个混乱年代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制度的冷漠和人性的扭曲。 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才明白稳定的社会有多重要。 要是没有天灾人祸，要是官府能管点事，要是女人能有别的活路，谁愿意去当暗门子呢？希望这些故事能提醒我们，永远别让弱势者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实在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