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在参加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时，被坐在侧边的女速记员吸引住了。这个女速记员不仅记录会议内容速度快，还长得端庄文雅。那么，这个女速记员是谁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1942年1月，张爱萍以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身份，坐在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的会场里。 台上汇报不停，他的视线不时飘向侧边。 靠墙一排桌子上，几名速记员埋头写字，其中一位女兵记得特别快，铅笔在纸上直划，军装合体，人坐得端正安静。 那样的场合，本来没人有闲心打量别人。 可这个姑娘，还是被他记在心里。后来再说张爱萍，人们习惯提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这些身份，很少有人会追问，那天角落里的那张面孔，在他心里留过什么痕迹。 她叫李又兰，新四军里都知道的“军中一枝花”，这称呼里有笑，也有服气。 往前翻，可以看到1939年的一张照片。粗糙的网球场上，她握着球拍，准备发球，身子略向前，脸上全是年轻劲。 按快门的是叶挺，那一瞬间，只有球拍和皮球的声音。 1941年，她22岁，嫁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婚事不算隆重，营地里却挺热闹，大家都觉得两人般配。没多久，皖南事变爆发，前线消息一阵紧一阵，等到“项英牺牲”的消息坐实，许多人才意识到局势翻了过去。 李又兰从新婚妻子，一夜成了烈士遗孀，她没有离开队伍，也没把自己关起来。 照旧参加工作，写材料，跑任务，哪里需要人就往哪里去。 再被看见时，她已经坐在会议一侧，成了那位女速记员。记录发言时手一点不抖，纸页一张接一张翻过去，脸上看不出多余情绪。 张爱萍听着台上讲话，余光扫到这身影，很难不多想几分。 之后，两人的交集多起来。 一块出差，一块赶路，一样在战线上打转，话说多了，彼此知道对方的脾气和底气。 1942年，他们在战区成婚，没有礼堂和排场，战友们站在一旁，说几句实在话，这桩婚事就算定下。 从那时起，许多人提起他们，习惯叫一声“革命伉俪”。 婚后的日子，离“安稳”很远，盐阜区那边，敌人“扫荡”频繁，部队准备分散打埋伏。 行动之前，张爱萍在盐阜区给李又兰拍了一张照片。 背景并不起眼，她穿着军装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前方，不摆姿势，也不闪躲。 1944年，敌人加大“扫荡”，大批军属被组织转移到乡间隐蔽。 李又兰跟着队伍，走小路，住土屋，常常刚安顿又得动身。后来她提起这段，只说“九死一生”。几番辗转之后，她重新回到淮北半城杜巷的新四军四师师部，回到熟悉的营地，也回到张爱萍身边。 那天回到师部，她瘦了一圈，精神还在。 张爱萍拿起相机，又按下一次快门。照片里，她眉眼间带着轻松，像终于站回该站的位置。 同一年，他在淮北半城杜巷再次给她留影，题注写着“一九四四年，新四军四师师部”。营地路面泥泞，她站在一侧。 这一年，还有别的画面被记下来。战事间隙，他牵来一匹马，让她骑上，给她拍下一张“马背上的英姿”。她坐在马背上，背杆笔直，握缰绳的手很稳，眼神望向远处。 熟悉她的人看到照片，常会笑，说这才配得上“军中一枝花”这句话。 同在1944年，她从宁波小港的家中动身，再次返回淮北半城杜巷的新四军四师师部。 一路舟车劳顿，人到师部，没歇多久，又被相机对准。照片洗出来后，不少人第一句就是“人挺精神”，心里都知道，这几个字后面压着多少辛苦。差不多同时，在苏北阜宁县陈集镇汪朱集村的华东局党校，张爱萍又给她拍了一张军装照。 土院子做背景，她立在中间，一身军装，神情干练，整个人透出一股英气。 紧张的任务之外，他们的日常被塞进一间不大的房里。 床、桌、箱子挤在一块，墙上贴着一路上的照片，有她，也有他，还有两人并排站着的。 某个空档，李又兰坐在屋里织毛衣，毛线团在脚边滚来滚去，墙上贴着他们之前的合影。战地里的“家”，大致就是这样。 1945年，淮北半城杜巷的新四军四师师部，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合照。 镜头前，两人穿着军装并肩站着，不刻意亲昵，也不刻意拉开距离，表情收着，眼神却很稳，像在无声地说，“总算熬到了这一步”。 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外人看到的是张爱萍身上的军功和头衔，也知道李又兰被叫作“军中一枝花”。 这些照片和记忆，让人看得更明白，在那几年硝烟滚滚的日子里，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把自己的感情和日子，一点一点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