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的临时夫妻太多了。去年我在西安干活，工地上有一对临时夫妻。他们在工地上干活

工地上的临时夫妻太多了。去年我在西安干活，工地上有一对临时夫妻。他们在工地上干活，白天在一块干活，晚上挤在彩钢房的小单间里，日子过得简单又透着股说不出的无奈。 第二年开春，西安的风还带着凉意，老周已经在彩钢房门口蹲了三天。他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缸，缸底沉着半缸凉白开，目光总往公交站台的方向瞟。 老周是河南来的瓦工，快四十的人了，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那是常年搬砖码墙磨出来的。李姐比他小两岁，四川口音，跟着他打下手，搬砖、和灰、递工具，工地上的人都喊她“周嫂子”，她每次都笑着摆手，却从不解释“嫂子”前面的“周”字从何而来。 老家的日子各有各的沉。老周媳妇在河南带俩娃，瘫痪的老娘躺炕上，每月药钱像座小山；李姐男人在新疆摘棉花，三年没回过四川，六岁的女儿跟着奶奶，电话里总问“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工地上的清晨比鸡叫还早。五点半的天刚蒙蒙亮，李姐已经用冷水洗完脸，塑料袋里裹着俩热馒头，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辣丝丝的。老周趿拉着后跟磨出毛边的劳保鞋过来，接过馒头咬一大口，面香混着辣，在嘴里慢慢化——这就是一天的力气来源。 去年秋天有回，李姐接女儿电话时突然哭了。六岁的娃在那头抽噎：“奶奶说你跟别人跑了……”李姐抱着手机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话都说不囫囵。老周在旁边站着，手插在工装裤兜里，半天摸出颗水果糖，剥开糖纸递过去：“给娃说，妈过年带新衣裳回去，带她去县城吃牛肉面。” 更早之前，老周媳妇来电话，说小儿子学费差一千二，老娘的降压药也见底了。他捏着手机蹲在墙根，指节捏得发白，烟一根接一根抽，把小单间熏得像个烟囱。李姐没吭声，从床板下拖出个布包，零钱皱巴巴的，数出一千五塞进他手里：“先拿去，我这儿还有。”老周抬头看她，眼眶红了：“你娃也等着钱买书包。”“她爸会寄的，”李姐把钱往他怀里按，“你这儿等不得。” 第四天早上，公交站台那边终于有个熟悉的身影。李姐背着帆布包，头发扎得紧紧的，朝工地小跑过来，尘土在她脚后扬成一小团。老周猛地站起来，搪瓷缸“哐当”掉地上，水洒了一地，他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黄牙：“来了？”李姐也笑，跑得有点喘：“路上堵车。” 有人说这是胡闹，老家有妻儿还扯这些。可工地上的人都懂，钢筋水泥里的日子，一个人扛着太沉。这样的“临时”，是背叛还是支撑？老周砌墙时，李姐总在下面扶着脚手架；李姐搬砖累了，老周会多歇十分钟等她。不是夫妻，胜似搭伙过日子——谁也没说破，却都在对方身上找着点活下去的盼头。 这些年，工地像个流动的村庄，临时搭伙的男女不少。他们不是不想守着老家的炕头，只是房贷、娃的学费、老人的药罐，把人从家拽出来，扔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白天是钢筋水泥的“建设者”，晚上挤在彩钢房里，才敢卸下那层硬壳。 日子还是老样子，早上啃馒头，中午蹲墙根吃大锅菜，晚上挤小单间。可今年李姐的咸菜里多了点肉末，老周的搪瓷缸里偶尔会泡上枸杞——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却像给苦日子撒了把糖。 彩钢房的墙皮又掉了块，露出里面的泡沫。老周和李姐挤在小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日子简单，无奈，却也在互相帮衬里，透着点往下走的劲。谁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一起干活？不知道。但眼下，能有个人递馒头、擦眼泪、一起等天亮，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