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颗头颅。一颗被剜掉了双眼的。这颗头颅的主人，是东

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颗头颅。一颗被剜掉了双眼的。这颗头颅的主人，是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牺牲时刚满27岁。 隔着冰冷的玻璃，那张年轻而残缺的面容，带来的冲击难以言表。他牺牲在1940年最冷的冬天。 那是1940年12月8日，黑龙江宁安镜泊湖边的小弯沟，冷得空气都要冻裂。陈翰章和十几名战友被大批日伪军层层围住，是叛徒出卖了他们的行踪。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他们边打边退，直到退无可退。敌人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镜泊英雄”，竟然停止了射击，喊起话来，许他高官厚禄。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声炸雷般的怒吼：“死也不当亡国奴！”紧接着，机枪喷出最后的火舌。 他的胸口和右手相继中弹，倒在雪地里，血迅速洇开一片刺眼的红。他咬着牙，用尽力气靠着一棵大松树坐起来，还想继续战斗。敌人扑上来，夺走了他的枪。他失去了武器，但还有舌头，还有眼睛。他痛骂，他怒视。丧心病狂的敌人，用刺刀搅了他的舌头，剜出了他的双眼。最终，他们割下了这位年仅27岁指挥官的头颅，装入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缸，送往伪满的“首都”去邀功请赏。 站在纪念馆里，我很难把玻璃后的面孔，和另一个陈翰章联系起来。那个陈翰章，脸庞应该是清秀的，眼神是温润的。1930年，他从敖东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站上讲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在毕业典礼上，这个众人眼中的“小才子”说，他立志教育救国，培养人才。但他也留下了另一句话：“假如我的理想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的话，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枪炮声打破了他教书育人的梦想。他毫不犹豫，放下了笔，扛起了枪。 这一扛，就是八年。他从一个书生，变成了让日军头痛不已的军事指挥。他带队突袭镜泊湖北湖头的日本水电站，烧了工地，救了劳工，工程硬是搞不下去。他指挥安图大沙河“围城打援”，四天让敌人伤亡五百多。在寒葱岭，他带队埋伏七个多小时，全歼了包括日军少将松岛在内的“讨伐队”。老百姓编了歌谣唱：“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从1936年到1940年，有记录的战斗就有81次。日军悬赏五千大洋要他的脑袋，却始终抓不住他。最终，他们用背叛和包围，才困住了这只猛虎。 我一直好奇，在那些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密营里，他在想什么？直到我听说他留下了34篇战地日记。这些日记被敌人搜去，反倒成了历史的铁证。里面记着战斗的部署与得失，冷静得像一份份军事报告。也记着伤痛的滋味，1939年春天，他的大腿被子弹贯穿，他写道：“这是我为抗日救国民族军事业流血而无限光荣。”伤口留下了63个针脚的疤痕，他称之为“永久存在的纪念”。 日记里最揪心的，是关于他的父亲。日军抓了他年迈的父亲，逼老人进山劝降。他见到父亲，心里是“莫大的震动”。但谁也不知道，这次危险的会面后，陈翰章的父亲，竟然成了为抗联秘密传递情报的交通员。家与国，在那一刻以最隐秘又最壮烈的方式，紧紧绑在了一起。这些日记，写在一张张可能被冻硬、被血迹沾染的纸上，是一个年轻灵魂在绝境中留下的最真实的呼吸。它们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有力，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钢铁，而是一个个做出了坚定选择的、有血有肉的人。 陈翰章的头颅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静静陈列了许多年。直到2013年，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人们才将他的头颅迎回吉林敦化的故乡，与遗骨合葬。他出生的小村子，如今叫翰章乡翰章村。村边建起了庄严的烈士陵园，里面有一座2.7米高的雕像，象征着他27年的璀璨生命。2024年，陈翰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在村里成立，讲解员对来访者说：“笔墨可以化为刀剑，书生亦能成为脊梁。”孩子们在叫作“翰章红军小学”的校园里奔跑，操场边就立着他的雕塑。 从被悬赏追捕的“匪”，到被万众景仰的“英雄”，这条路他走了八年，而他的民族走得更久。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今天如此隆重地纪念他，究竟是在纪念什么？是纪念那具被残忍伤害的躯体吗？不完全是。我们纪念的，是那份在黑暗里比灯光更刺眼的清醒，是那个在冰封大地上比火种更滚烫的选择。一个文明的延续，不仅依靠丰饶的物产，更依赖一代代人记忆中那根不肯弯曲的脊骨。他的头颅曾经被敌人当作战利品展示，如今，却成了我们精神上最沉重的、也最不可摧毁的纪念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