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年黄旭华已经62岁，鬓角爬满白发，脸上刻着海风与岁月留下的痕迹。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老家门口时，邻居们愣了半天才认出，这是那个二十多年前突然“失踪”的黄家二儿子。1958年，30岁的黄旭华接到秘密指令，要参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从此他从亲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断绝了书信往来，放弃了原本的工作，就连父亲去世，他都没能回家奔丧。母亲曾无数次托人打听儿子的下落，得到的只有“在外地执行重要任务”的模糊答复，她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着，只能对着儿子的旧照片默默流泪，把思念藏在日复一日的牵挂里。 黄旭华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1937年，日军轰炸汕头，11岁的他跟着家人逃难，一路上看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军舰在海面上横冲直撞，那种无力与屈辱深深刺痛了他。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学造船，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强大海军，不再受外人欺凌。1945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投身船舶工业，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成为行业骨干。1958年，国家启动核潜艇研制项目，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带走资料的困境，毛泽东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成为黄旭华和团队成员的精神支柱。 核潜艇研制是绝对保密的任务，参与人员必须隐姓埋名，切断与外界的一切不必要联系。黄旭华给家人留下一封简短的信，说自己要去外地工作，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此后便一头扎进了位于葫芦岛的核潜艇研制基地。那里条件极其艰苦，没有图纸，没有资料，团队成员只能从报纸上刊登的核潜艇照片中寻找蛛丝马迹，用算盘和计算尺一点点推演数据；没有像样的实验室，他们就在废弃的厂房里搭建简易工作台，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闷热难耐，吃的是粗粮，住的是简易棚屋，却没人有一句怨言。 黄旭华是总设计师，肩上的担子最重。他不仅要攻克潜艇线型、核反应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还要协调团队协作，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为了验证一个数据，他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趴在桌上反复计算；为了解决潜艇的耐压壳体问题，他带领团队做了无数次模型试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一次，因为连续高强度工作，他突发急性阑尾炎，手术后仅休息了三天，就拖着病体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心里清楚，每多耽误一天，国家的核潜艇事业就少一分进展，在国防安全面前，个人的病痛根本不值一提。 二十多年里，黄旭华错过了太多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妻子李世英独自抚养三个女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和老人，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大女儿出生时，黄旭华正在外地进行调研，没能陪在妻子身边；二女儿生病住院，他因为项目紧急，只能在电话里匆匆叮嘱几句；小女儿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认识父亲，每次黄旭华偷偷回家探望，孩子都会躲在母亲身后，怯生生地叫他“叔叔”。这些遗憾，黄旭华只能藏在心里，他知道，自己欠家人太多，但他更清楚，国家需要他，民族需要他，这份责任，他必须扛起来。 1988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进入关键阶段。深潜是核潜艇研制中最危险的试验之一，一旦潜艇耐压壳体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分享相关技术，黄旭华决定亲自随艇深潜，与战士们共同面对风险。出发前，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里面写道：“如果这次深潜试验成功，我就能活着回来见你和孩子们；如果失败，我就把生命献给祖国的核潜艇事业。”幸运的是，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深潜能力的国家。 试验结束后，上级特批黄旭华回家探亲，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95岁的老母亲坐在椅子上，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儿子，嘴唇颤抖着，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二十多年的思念、牵挂、担忧，在这一刻全部涌上心头，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凝望。黄旭华跪在母亲面前，紧紧握住母亲干枯的手，哽咽着说：“妈，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母亲缓缓抬起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过了许久，才断断续续地说：“你……你回来了就好……” 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邻居们后来回忆，那些年，黄旭华的母亲常常坐在门口，望着远方，嘴里念叨着“阿华什么时候回来”。她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知道儿子是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直到1987年，一篇报道我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里面提到了黄旭华的名字，家人才终于知道，这二十多年来，儿子一直在为国家的核潜艇事业默默奉献。 黄旭华的故事，是中国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他们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把个人的青春、家庭的幸福，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