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国家下大功夫搞计划生育icon，三十年后却在年轻人不愿生娃上犯了难。这背后是中国人口发展一场静悄悄的大转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7，创下历史新低，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纠结与妥协。 上海的李然和妻子结婚五年，双方父母催了三年，可两人始终没敢要孩子。小两口月收入加起来一万五，房贷每月六千，房租占了消费支出的40%，剩下的钱要覆盖日常开销、赡养老人，再想起养孩子的花费，只能望而却步。 “奶粉一罐三百八，一个月四罐就是一千五，尿不湿、辅食、营养品叠加上去，光基础开销就占了工资的三成。”李然给我算过一笔账，孩子三岁前的育儿成本至少要十万，这还没算早教和医疗费用。 身边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的困惑，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养不起。相关研究显示，城镇家庭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养育一个孩子平均要花四十多万，教育支出占比高达70%。兰州的王思诚夫妇只有一个五岁的孩子，报了围棋、乐高、游泳等八个兴趣班，每年光这部分支出就有六万。 “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就怕孩子落后”，这种普遍的教育焦虑，让普通家庭不得不卷入内卷，养育成本自然水涨船高。农村家庭的压力同样不小，湖南邵阳的刘瑞回老家生孩子后，全家只能靠丈夫外出务工挣钱，孩子每月的奶粉和医疗开销，几乎花光了丈夫一半的工资。 更让人无奈的是，生育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压力，还有女性的职业困境。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35.1%的女职工产假时间少于98天，10%的女性生育后被迫离职。武汉的张姐是一家私企的部门主管，怀孕后被调岗降薪，休完产假回来，原本的岗位早已被人顶替。 “老板明说担心我精力跟不上，可我能怎么办？要么接受现状，要么辞职在家带娃。”这种隐性的职场歧视，让很多职业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即便有政策支持，不少私企也会变相压缩产假、育儿假，30%的女性生育后遭遇过职场不公，这样的现实让年轻人不敢轻易迈出生育这一步。 托育服务的短缺更是让很多家庭陷入两难。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就算2024年全国托位数增长到573.7万个，依然难以满足需求。 北京的陈蕾为了给孩子找一家普惠性幼儿园，经历了“15选1”的残酷竞争，好不容易才成功入园，之后再也不敢考虑生二胎。“老人身体不好帮不上忙，请育儿嫂每月要五千多，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送托班又抢不到名额，生了孩子谁来带都是个大问题。” 国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25年起已实施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多地也延长了产假和陪产假，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可政策落地仍有差距，上海、宜昌等地的产假延长政策，目前主要在党政机关和国企执行，大量私企因为成本压力，难以落实到位。生育成本如果只让家庭和企业承担，很难真正激发生育意愿。 年轻人不愿生娃，从来不是自私或矫情，而是面对经济压力、职场风险、托育短缺等多重现实的理性选择。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如今的生育支持则需要破解发展中的新问题。 这场人口转折，考验的是社会配套的完善程度，更是对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力度。只有真正降低养育成本、保障女性就业权益、补齐托育服务短板，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地，才能让年轻人敢生、愿生、养得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