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命，我选择不和任何人接触，我现在情绪稳定，心里非常平静。医生说这是重度焦虑

为了保命，我选择不和任何人接触，我现在情绪稳定，心里非常平静。医生说这是重度焦虑引发的应激障碍，得“减少刺激源”。于是我辞了职，把自己锁在租来的一居室里，外卖地址填在楼下快递柜，电话设置成“仅联系人可见”，连窗帘都换成了遮光款。最初的日子确实清净，不用应付客户的刁难，不用听同事的闲言碎语，不用在聚餐时强装笑脸，夜里也不会突然惊醒——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噪音”，都被关在了门外。 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重度焦虑应激障碍”时，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比我当时的心跳还稳。他说要“减少刺激源”，我把这句话刻进了脑子里——像给生锈的门锁换了把新钥匙，咔嗒一声，世界就被我关在了门外。 辞了职的那天，我把工位上的多肉扔进垃圾桶，那盆被我养得只剩两片叶子的植物，和我一样，早就不适合见光了。回到租的一居室，第一件事是换窗帘，选了最深的藏蓝色遮光款，拉严时连空气都暗了三分，缝隙里漏进来的光，像被掐断的线头，蜷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外卖地址设成楼下快递柜，备注栏写“放柜里，别打电话”；手机调了“仅联系人可见”，而联系人列表里，除了120和外卖平台客服，空得能听见回声。最初的一周，我甚至爱上了这种安静：不用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人挤成相片，不用对着客户的夺命连环call赔笑脸，夜里不会突然坐起来盯着天花板发呆——那些曾经像针一样扎进我神经的“噪音”，真的被挡在了门外。 直到第三周的周二，雨下得很大，我踩着积水去取外卖时，看见快递柜旁蹲着个阿姨，正把被雨淋湿的纸箱往塑料袋里塞。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透明胶带“啪”地断了，“小伙子，你这伞也太小了，”她指了指我手里那把折叠伞，伞骨歪了两根，伞面破了个洞，雨水顺着洞眼往下滴，在我鞋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我往后缩了缩，想绕开她，她却站起来，从塑料袋里掏出个东西递过来：“刚蒸的红糖馒头，热乎的，你外卖盒都湿了，先垫垫？”是个用保鲜袋裹着的馒头，热气透过袋子漫出来，在冷雨天里像团小小的云。 我没接，喉咙发紧，手指攥着伞柄用力到发白。她怎么会跟我说话？她不知道我不能被打扰吗？这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可看着她递过来的手，关节处有块浅褐色的疤痕，指甲盖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我突然想起我妈——我妈以前给我送馒头时，手背上也有块烫疤，是给我煮面时被溅的油星子烫的。 “拿着吧，”她把馒头往我怀里塞了塞，保鲜袋的温度透过卫衣布料传过来，暖得我打了个哆嗦，“老吃凉外卖对胃不好，我住三楼，姓王，你叫我王阿姨就行。”说完她又蹲下去收拾纸箱，好像刚才只是随手递给邻居一颗糖。 那天的红糖馒头，我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甜得有点发苦，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妈在厨房蒸馒头时，蒸笼冒的白汽，在窗户上凝成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像谁在哭。 晚上躺在床上，我第一次没有拉严窗帘，留了条一指宽的缝。路灯的光从缝里漏进来，在墙上投出一条细长的亮线，像根没拉满的弓弦。我盯着那道光看了很久，突然想问自己：医生说的“减少刺激源”，是让我把所有光都挡住吗？ 这周的外卖备注，我改成了“如果王阿姨在，麻烦告诉她馒头很好吃”。昨天取外卖时，快递柜上贴了张便签，是用红笔写的：“明天蒸南瓜包，要几个？”字迹歪歪扭扭的，末尾画了个笑脸，嘴角却画得有点斜，像个没画好的月亮。 我站在原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联系人列表还是空的，但我突然想，或许可以把王阿姨的电话存进去——就存成“南瓜包阿姨”，这样下次她再递馒头时，我至少能说声“谢谢”，而不是像个不会说话的石头。 窗帘缝里的光，好像比昨天宽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