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修工来面试，要求月薪三万，老板让他去修一台坏掉的机器，修理工两分钟就修好了

一个维修工来面试，要求月薪三万，老板让他去修一台坏掉的机器，修理工两分钟就修好了，老板却只给九千，说只能给九千，能干就留下，不行就走。修理工蹲在机器旁边没动，手里还捏着那把刚拧过螺丝的梅花扳手，指关节因为用力泛着白。 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车间，把浮尘照得发亮，冲床的轰鸣声停了三天，王总捏着面试表的手指在“期望薪资：3万”那行划了道印子——桌上的搪瓷杯沿结着圈茶垢，和车间里的机油味混在一起，有点呛人。 老张站在门口，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拎着个旧帆布工具箱，拉链头掉了半拉，露出里面扳手的金属角。 “那台，”王总朝西南角抬下巴，冲床的飞轮卡在半空，像只断了翅膀的铁鸟，“修不好就别谈了。” 老张没说话，放下工具箱蹲下去，手指在机器接缝处敲了敲，声音闷得像空心木头。 梅花扳手拧开侧面盖板时，王总看了眼表——两点零三分。 齿轮咬合处卡着片指甲盖大的铁屑，是上周换模具时崩进去的，藏在传感器死角里。 老张用镊子夹出来，又拿抹布擦了擦触点，起身按启动键，飞轮“嗡”地转起来，带起一阵风，吹得地上的铁屑滚了个圈。两点零五分。 “九千。”王总把烟蒂摁灭在满是油污的窗台上，“厂里规矩，技术工顶破天这个数。” 老张没动，还蹲在机器边，手里的梅花扳手没放，指关节因为用力泛着白，阳光照在扳手上，反光晃了王总一下——那道光里，好像有老张工具箱里露出的扳手角，和他自己年轻时用了十年的那把，一模一样。 王总后来想，当时可能是被那两分钟晃了神，忘了自己当年为了找个传感器故障，在车间熬了三个通宵，最后还是老师傅用根筷子捅开的。 老张后来也没说，那片铁屑他在门口就听见了——机器空载时的异响，像蚊子哼，别人听不见，他听了二十年。 铁屑是事实，找到它的时间是两分钟，但知道去哪里找，是二十年的耳朵和眼睛；王总看到的是两分钟的拧螺丝，没看到老张蹲下去时，手指在机器上敲的那三下——第一下听结构，第二下辨异响，第三下定位故障点，每一下都比九千块重。 老张那天没走，也没再提三万的事，只是每天开工前，都会绕着机器敲一圈，像医生给病人搭脉。 三个月后，车间里的冲床再没坏过，王总在例会上说“技术要靠积累”，说这话时，眼角扫过老张放在窗台上的搪瓷杯——和他桌上那只一样，茶垢结了圈，只是老张的杯把上，缠着圈防滑胶带，是用旧工装剪的。 下班时老张收拾工具箱，把梅花扳手放进去，拉链虽然坏了，却拉得比来时紧。 扳手碰到工具箱壁，发出“当”的轻响，像在回答什么——或许是回答王总那天没问出口的话：你凭什么要三万？ 又或许是回答自己：值不值，机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