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78年6月的北京，电报大楼的灯光深夜还亮着，一通国际长途接往大连，日本记者的声音带着追问：“郭和夫先生，您父亲郭沫若逝世，有什么感想？”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传来一句平静却有力的话：“我的母亲叫佐藤富子。” 这句回答不是不尊重父亲，而是藏着一段太沉重的往事。要弄明白这一切，得从几十年前说起。佐藤富子原本是日本仙台士族家的姑娘，家里条件好，还读过高等女校，后来在东京医院当护士。1916年，她遇见了来日本求学的郭沫若，两人相爱了。她家里坚决反对，觉得一个日本名门小姐不该嫁中国留学生，但佐藤富子铁了心，跟家里断绝关系，嫁给了郭沫若，还改名叫郭安娜。 刚结婚那几年日子就不宽裕，郭沫若靠助学金生活，一家几口挤在小房子里。佐藤富子辞了工作，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零工，腌咸菜、洗衣服，啥都干，就为了让郭沫若安心读书、写作。前后十几年里，她生了五个孩子，分别是郭和夫、郭博、郭复生、郭淑瑀和郭志鸿。那时候虽然穷，但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还能过下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郭沫若要回国参加抗日，没来得及跟佐藤富子道别，也没留下一分钱，就偷偷走了。这一走，彻底把佐藤富子和孩子们扔进了绝境。日本当局因为她是“中国反日人士的家属”，把她抓起来关了三次，严刑拷打，问不出东西才放了她。出来后，她连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所有经济来源全断了。 为了养活五个孩子，佐藤富子只能拼了命。她去工地搬砖，瘦弱的身子扛不动水泥袋，摔得满身是伤；给人洗衣服，冬天冷水泡得手指裂开口子，流着血还得继续洗。最困难的时候，她就带着孩子们去郊外挖野菜，春天挖荠菜，夏天找马齿苋，冬天地里冻硬了，就用石头砸开土层找草根。孩子们饿哭了，她就把仅有的一点野菜粥分给孩子，自己啃树皮充饥。 有人劝她让孩子入日本籍，能领救济金，可她死活不同意，说“我嫁了中国人，孩子就是中国人，不能改籍”。就因为这，一家人连最基本的救济都领不到，全靠她一点一点扛。她没跟孩子抱怨过郭沫若，只说是战争拆散了家人，还把郭沫若留下的“勤勉”二字贴在墙上，教孩子们好好读书，说将来要做有用的人。 就这样苦熬了十几年，直到抗战胜利，佐藤富子才带着孩子去香港找郭沫若。可见面后她才发现，郭沫若身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对她和孩子们很冷淡。佐藤富子没争辩，带着孩子扭头就走。但她没恨中国，反而觉得孩子们的根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就申请带着孩子回国，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回国后，佐藤富子的五个孩子，没一个辜负她的付出。长子郭和夫，放弃了日本的好条件，一头扎进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搞研究。那时候中国化肥短缺，粮食产量上不去，他牵头研发合成氨催化剂，把生产成本降了一大截，直接帮着全国粮食增产。后来还参与大庆油田的技术攻关，让中国不用再依赖进口石油化工产品，1980年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 次子郭博成了建筑师，上海希尔顿酒店、上海图书馆新馆都是他参与设计的。建国初期搞工业化，他设计的上海机床厂厂房，用了“预制装配式结构”，又快又省钱，正好符合国家的急需。他还把自己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无偿捐给了博物馆，全是明清瓷器、近现代书画这样的珍品。 三子郭复生专攻机械工程，那时候中国机床制造落后，关键设备都靠进口。他牵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解决了精密加工的“卡脖子”问题，后来还去长春一汽调试设备，让国产汽车的零件精度赶上了国际水平。 女儿郭淑瑀和小儿子郭志鸿都成了钢琴家，郭志鸿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当客座教授，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五个孩子，个个都成了国家顶尖的人才，这在当时真是少有的事。 再回到1978年那个深夜的电话，郭和夫说“我的母亲叫佐藤富子”，不是不想评价父亲，是千言万语都比不上对母亲的认可。他心里清楚，没有母亲挖野菜、受酷刑也要供他们读书，没有母亲教他们要爱国、要勤勉，就没有他们的今天。那句回答，是替五个兄弟姐妹，给了母亲一辈子付出的最好回应。 佐藤富子后来一直跟孩子们住在中国，活到了101岁。临终前，她把自己攒的500万日元全捐给了国家，说要为中国建设出点力。老部长张承宗评价她“是勤奋的一生，美德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 有人说郭沫若有才但对家庭亏欠太多，这话没法反驳。但更该记住的是佐藤富子，这个被抛弃的日本女人，凭着一股韧劲，在绝境里养出五个国之栋梁，到死都把中国当成家。郭和夫那句简单的回答，其实已经把所有道理说透了：一个人的成就，从来不是靠父亲的名气，而是靠母亲用血汗浇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