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缴获了两挺新机枪，却苦于没子弹，几天后，一个农民拉来一辆粪车，嘿嘿笑道：“这里面全是子弹。” 1943年的山东秋天，对于八路军某部的指战员廉纯一来说，是一段喜忧参半的日子。队伍刚刚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缴获名单里那两挺锃亮的一九二式重机枪，看谁都稀罕。这种俗称“九二式”的家伙火力凶猛，是阵地战的绝对利器，哪怕是在正规军里也是宝贝疙瘩。 但这宝贝到了手里，转眼就成了烫手山芋。随枪缴获的弹药实在是太少了，九二式机枪吃的是独特的7.7毫米子弹，跟我们部队通用的步枪弹根本不匹配，那时候根据地的兵工厂又造不出这等规格的“细粮”。 眼瞅着这么猛的火器因为没“粮食”变成了两堆废铁，被扔在仓库角落吃灰，廉纯一和战士们急得直上火，嘴上起了泡，心里头憋屈得慌。 这股子憋屈劲儿，传到了平时常来帮衬部队的老乡张士钊耳朵里。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是个实诚的庄稼人，没读过兵书，也不懂什么战略战术，但他看不得打鬼子的队伍作难。看着战士们对着那两挺“哑巴”机枪叹气，张士钊一言不发，心里却把自己在那徐州城里的关系网过了一遍筛子。 他想到了杜全德，那是他早年在城里结交的把兄弟，平时拉板车讨生活，更关键的是，杜全德的家就在日军军火库的边上，墙挨着墙。 既然枪是日本人造的，那“粮食”还得找日本人要，这个朴素得近乎莽撞的念头，把两个平头百姓和日军守备森严的仓库连在了一起。 张士钊进了城，杜全德也是个胆气壮的，两人既没想什么退路，也没琢磨这要是失手了是个什么下场，就在那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动了手。 这军火库看似是龙潭虎穴，偏偏让有心人寻到了疏漏。他们在围墙外转悠好几天，在一处极偏僻的死角发现了个被旧铁丝网胡乱塞着的狗洞。那个晚上，杜全德把风，盯着探照灯的死角，身形瘦削的张士钊就从那窄洞里硬生生挤了进去。 黑灯瞎火的库房里，他是摸索着木箱上的洋文和手感，确认了那一箱箱沉甸甸的玩意正是部队急缺的机枪弹。那天夜里，两人像是蚂蚁搬家，屏着呼吸，里应外合，硬是把十三大箱子弹顺出了那个废弃的狗洞。 可这十三箱大家伙摆在杜全德的小院里，比在鬼子库房里还扎眼。进出城的哨卡那是鬼门关，无论是日本兵还是伪军，恨不得把出城百姓的口袋都翻个底朝天。怎么把这要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违禁品”运出去？张士钊盯着院子角落那两个充满异味的大粪缸，眼神忽然亮了。 有些时候，最绝的掩护往往是最让人恶心的东西。 两人找来一辆运粪水的板车，先把那十三箱子弹码得整整齐齐，接着做了一件常人根本下不去手的事：他们从粪缸里舀起那一瓢瓢稠臭不堪的粪汤，毫不犹豫地顺着箱子的缝隙浇下去，直到每一寸木头都浸透了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那一车“伪装”的味道，隔着二里地都能把人熏个跟头，第二天一早，张士钊就拉着这辆能把人熏晕的板车上了路，杜全德远远吊在后头照应。 越靠近城门，那股酸臭味越浓，周围的行人都捂着鼻子躲出老远，到了关卡，几个伪军哨兵还没来得及摆出平日里那副盘剥的架势，就被扑面而来的恶臭顶得倒退好几步。 日本哨兵也被熏得直皱眉头，捏着鼻子想上前查看，手里明晃晃的刺刀刚要把草帘子挑开，一股更浓烈的臭气瞬间炸开，那是陈年老粪发酵的味道，直接击穿了哨兵的忍耐底线。 看着那一车又是粪水又是烂泥的玩意，谁还有心思去翻下面的东西？日本兵满脸嫌弃，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似的，一边骂骂咧咧喊着“快滚”，生怕这车东西弄脏了岗哨的地界。 出了城，张士钊是一刻都不敢歇，这车对于旁人是臭不可闻的肥料，对于他来说，却是能救命的铁血火种。 等到大伙忍着味儿揭开那些湿漉漉的草垫子，看见那虽然糊满了秽物、却依旧轮廓分明的十三箱弹药时，整个院子瞬间炸了锅。廉纯一看着那些箱子，再看看一身馊臭味、满脸疲惫的张士钊，什么感谢的话都显得轻了。 为了这几千发子弹，两个普通百姓是在拿命赌博，用最脏最臭的方式，给抗日队伍送来了最干净赤诚的支援。 两年后，鬼子投降了，这片土地终于光复。廉纯一再见到张士钊时，特意掏出几块大洋想要补偿这位立下大功的老农。那时候的几块大洋，够庄户人家过上好一阵子富裕日子。 可张士钊却死活不肯收，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把钱推了回去，只留下一句再朴实不过的话：当初干那事儿，就图个帮我们自己人打鬼子，如今鬼子跑了，这比啥赏钱都强。 两挺重新咆哮的重机枪，十三箱裹着粪便的子弹，和一个转身离开不求回报的背影，构成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这种哪怕糊一身脏臭也要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死磕劲头，才硬生生地挺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信源：搜狐——1943年，杜全德赶着一辆粪车走到城门口，装满整整13箱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