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南极考察站里，27岁的苏联医生给自己注射了麻醉剂，然后亲手切开了自己的肚皮，没有人能想到，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1961年冬天，南极的冰原上，科考站像个铁皮盒子，列昂尼德正给队员包扎冻伤的手指，肚子突然抽得厉害，他捂着肚子，倒吸一口凉气，凭经验知道是阑尾炎，外面风刮得像刀子，最近的救援得等三天，这病撑不过一天。 这个刚满二十七岁的医生，从小在乌拉尔山脚下长大，他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医学院毕业后，他没去莫斯科的大医院，反而报了名去南极科考队，此刻他盯着药柜里那支唯一的麻醉剂，喉结动了两下，准备手术工具，他声音发紧，手却稳得像平时给病人量血压那样。 这个刚满二十七岁的医生，从小在乌拉尔山脚下长大，他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医学院毕业后，他没去莫斯科的大医院，反而报了名去南极科考队，此刻他盯着药柜里那支唯一的麻醉剂，喉结动了两下，准备手术工具，他声音发紧，手却稳得像平时给病人量血压那样。 列昂尼德·罗戈佐夫，这个名字在那一刻，成为了东方站唯一的希望。他不是那种电影里肌肉发达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更像个学者。 他清楚地知道阑尾炎的进展速度，从隐痛到剧痛，再到穿孔、腹膜炎，最终死亡，这个过程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在南极这片被世界遗忘的白色大陆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可能被无限放大，直至致命。他手下的队员们都依赖着他，他是这里唯一的医疗保障，而现在，这个保障自身正面临崩溃。 他没有时间去恐惧，也没有权利去犹豫。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站长，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随后是沉重的同意。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让一个非医疗人员看着医生给自己开膛破肚，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无论是对于手术者还是旁观者。 列昂尼德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他叫来了两名队员，一个司机，一个气象学家，他们将充当他的助手。他教他们如何传递器械，如何用镜子调整角度，如何在关键时刻扶住自己。他的声音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冰冷的墙壁上，也钉在助手们紧张的心上。 手术定在第二天凌晨。他给自己剃了毛，用碘伏一遍遍地消毒腹部皮肤。那面用来观察操作的镜子，被队友们用绳子固定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 他躺下，看着天花板，脑海里一遍遍预演着手术的每一个步骤。局部麻醉剂的针头刺入皮肤，他感到一阵熟悉的刺痛，随后，腹部的肌肉开始慢慢变得麻木。他拿起手术刀，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镜子里，自己的腹部苍白而紧绷，他深吸一口气，划开了第一刀。 没有想象中的鲜血淋漓，麻醉剂很好地控制了表层痛觉，但他依然能感觉到皮肉被分离的牵拉感。通过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脂肪层、肌肉筋膜，然后是腹膜。每一步都像是走在悬崖边的钢丝上，他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视线偶尔会模糊。 他不得不停下来，让助手帮他擦汗，并大口地喘息。队友们站在一旁，手心全是汗，他们看着自己的医生，正用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与死神搏斗。 最艰难的一步是找到并切除阑尾。由于视角是反向的，他所有的动作都必须与直觉相反。镊子在他手里显得格外笨拙，好几次都差点滑落。终于，他看到了那个肿胀、发黑的阑尾，像一颗定时炸弹。他用钳子夹住，根部结扎，然后迅速切除。 当那截病变的组织被从自己身体里取出时，整个房间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这还没完，缝合是更精细的活。他一针一针地缝合腹膜，再缝合肌肉和皮肤，镜中的影像随着他的呼吸微微晃动，考验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最后一针落下，打结，剪断线头。手术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列昂尼德感觉自己像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虚脱得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术后的几天同样危险，感染的风险像幽灵一样盘旋在考察站。队友们轮流照顾他，给他喂食、换药。列昂尼德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体温和恢复情况。 五天后，他站了起来。两周后，他已经可以重新开始工作。这个消息传回苏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成为了国家英雄，一个代表着人类意志和科学精神的象征。 然而，列昂尼德自己却很平静，他只是说，我没得选。这件事没有让他变得骄傲自满，他后来回到了平凡的医生岗位，继续着他的职业生涯，直到2000年因肺癌去世。他从未把自己看作英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在特定环境下必须做的事。 这个故事之所以震撼人心，或许正在于它的“不平凡”与“平凡”之间的巨大张力。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求生的本能和职业的尊严会爆发出何等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独一无二的，还是潜藏在每个人的身体里，等待着一个被唤醒的契机？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