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说着接头暗号，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竟是特务！ 王同兴，1906年出生在河南南乐县一个普通农家。 南乐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1930年代的这里，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地主劣绅勾结官府，穷苦人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王同兴从小跟着父亲下地，12岁就扛着锄头干重活，看着乡亲们被盘剥的惨状，心里早埋下了反抗的种子。1929年，进步青年吴书田来到村里宣传革命思想，王同兴第一次听到“打土豪、分田地”“人人平等”的说法，当晚就找到吴书田，攥着拳头说：“我要跟着你干，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年冬天，他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宣誓入党，从此以务农为掩护，成了南乐县地下党组织的骨干，负责联络周边党员、传递情报。 1934年的冀鲁豫边区，白色恐怖正浓。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地下党员，很多联络点被破坏，不少同志牺牲在特务的枪口下。王同兴的任务更危险了，他白天扛着锄头在地里干活，夜里就揣着密信，趁着月色穿梭在各村之间，有时为了送一份情报，要走几十里夜路，鞋底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他总说：“只要能保住组织，这点苦算啥？” 这天清晨，王同兴刚把地里的麦子浇完水，院门外就走来两个陌生男人。一人穿灰布短褂，一人戴旧毡帽，神色看起来有些急切，见到王同兴就低声问：“老乡，借个火？”王同兴心里一动，这是组织约定的接头暗号上半句，他不动声色地回：“灶膛没火，柴火在西屋。”暗号对上了，两人脸上露出笑意，上前说：“同志，上级让我们来接你，去李家庄开紧急会议，有重要任务布置。” 王同兴没多想，党组织开会常换地点，接头人也多是不认识的同志。他嘱咐妻子“照顾好娃，我去邻村串个门”，就跟着两人出了村。三人沿着田埂往前走，太阳渐渐升高，地里的庄稼长得齐腰深，风吹过沙沙作响。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王同兴渐渐觉得不对劲——去李家庄该往东北走，这两人却一直往西北的荒坡带，而且一路上净捡偏僻的小路，连个村民都见不到。 更让他起疑的是两人的谈吐。聊起村里的情况，戴毡帽的特务说“听说你们村的麦子长得不错”，可他说的品种是县里地主才种的洋麦子，村里穷苦人种的都是本地老品种；说起附近的联络点，灰布短褂的竟把“东头磨坊”说成了“西头磨坊”，而这个细节只有核心党员才知道。王同兴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强装镇定，手指悄悄摸向腰间——那里藏着一把磨得锋利的柴刀，是他下地干活的工具，也是防身的武器。 “两位同志，我突然想起家里的牛还没拴好，万一跑丢了，一家人的生计就没了。”王同兴停下脚步，故意露出焦急的神色，“我先回去拴牛，随后就赶去李家庄，你们先走吧，到了替我跟上级说一声。”两人对视一眼，戴毡帽的立刻摆手：“不行，会议紧急，耽误不得，牛丢了再找就是，上级的命令不能违抗！”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这一下，王同兴彻底确认了——他们是特务！真正的同志绝不会这样强迫，更不会对村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脑子飞速转动，荒坡上没处躲藏，硬拼肯定不是对手，只能智取。他假装顺从地点点头：“行，听你们的，就是我早上没喝水，口干得厉害，前面有片枣树林，我去摘几个枣解渴，咱们马上走。” 两人犹豫了一下，见枣树林就在路边，离得不远，就同意了。王同兴刚钻进枣树林，就立刻矮下身子，借着茂密的枝叶往前跑。特务反应过来，大喊着“抓住他！他是共党！”追了上来。王同兴常年在地里干活，熟悉地形，他踩着树坑、绕着树干躲闪，枣树枝划破了胳膊，鞋子也跑掉了，可他不敢停——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抓，不仅性命难保，还会连累周边的党员和组织。 跑了约莫三里地，前面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正是他常去联络的张庄村。王同兴一边跑一边喊：“有特务抓我！乡亲们帮帮忙！”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王同兴是个好人，平时谁家有困难他都肯帮，听到喊声，几个年轻后生拿着锄头、扁担冲了出来。特务见人多势众，又怕惊动更多村民，不敢再追，骂骂咧咧地溜走了。 王同兴瘫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大口喘着气，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村民张大叔赶紧拿来布条给他包扎，埋怨道：“你咋这么不小心，遇到坏人都不知道躲着点？”王同兴摇摇头，心里满是后怕，更惦记着组织的安全：“这俩是特务，冒充接头人想抓我，我得赶紧去给上级报信，不然其他同志该危险了。” 简单处理完伤口，王同兴顾不上休息，借了一双布鞋穿上，就朝着十几里外的上级联络点赶去。当天下午，他见到了县委书记，详细汇报了遇到特务的经过，包括两人的外貌、口音和破绽。县委立刻下发通知，让相关联络点暂停活动，转移党员，成功避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