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临澧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股长兼行动书教官、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1960年特赦后写了很多本回忆录，其中《军统内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军统临澧特训班：“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吴景中就是《潜伏》里的那个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他调往天津之前，还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他当“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长的同时，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 沈醉在回忆录中罗列了吴敬中（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称吴景中为吴敬中）等七个留学苏联回来的叛徒，再加上他没提到的副主任（主持工作）余乐醒和程一鸣（当过多个特训班总教官），“叛徒”的人数至少有九个，但我方的“打狗队”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了。 一般来说，叛徒往往比“正牌特务”更可恶，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也写了：“一个人一经出卖灵魂，成了叛徒，他马上就变成疯狂的敌人，因为他唯恐认识他的党员、革命人士和了解他的情况的人揭露他出卖革命的罪行，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他往往要不顾一切地千方百计地把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予以破坏，把党员和革命人士一网打尽，以报效主子，并保他自己的安全，因此叛徒都特别凶狠。” 不是不想动，是不能动，更不敢贸然动！沈醉把叛徒的疯狂骂得入木三分，却偏偏绕开了当时最核心的时局背景——1938年军统临澧特训班开班时，整个中国早被抗战的炮火炸得千疮百孔，淞沪会战拼光了数十万精锐，武汉会战正打得尸横遍野，全国上下哪怕有仇怨，也得攥着拳头拧成一股绳抗日，国共两党就算私下里互相提防，表面上也得扛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谁都不敢先撕破脸坏了大局。 戴笠把吴敬中这些留苏叛徒塞进特训班，压根就是拿他们当“毒教材”，利用他们懂共产党组织架构、懂地下工作套路的优势，教新特务怎么盯梢、怎么刑讯、怎么破坏地下交通线，算盘打得比谁都精。可他心里也有底，只要这些叛徒没公开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我方就不会轻易出手——真要是派打狗队冲进去锄奸，戴笠立马就能跳出来喊“共产党破坏抗日”，到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再借机围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会让我方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更会寒了全国抗日群众的心，这种赔本买卖谁都不会做。 打狗队的锄奸从来不是凭怒火，而是看轻重缓急。那些背叛后直接带队屠村、泄露抗日部署、掐断物资通道的叛徒，早就被列进了优先清除名单，可吴敬中这些人当时的核心活儿是办特训班、整理情报，就算骨子里坏透了，也没到直接把刀架在抗日群众脖子上的地步，顶多是在背后教特务怎么害人，没触及必须立刻动手的红线。更关键的是，留着他们反而能摸清军统的训练套路、特务的行动逻辑，甚至能通过暗中渗透，策反一些被蒙蔽的年轻学员，这种长期的情报收益，远比一时杀几个叛徒解气更重要。 说句掏心窝的话，看着曾经的同志转头帮特务头子卖命，打狗队的队员怕是早就把这些叛徒的名字刻在心里了，可抗战时期的选择从来都不是“痛快”二字，而是要在绝境里算清楚“保大局”和“泄私愤”的轻重。当时的刀，必须先砍向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精力，必须先放在守住抗日的火种上，至于这些叛徒的账，早晚有清算的一天，只是不是在最需要团结抗日的关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