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京审判期间，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坚持反对有罪判决、主张全面无罪释放日本战犯的法官，正是来自印度的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 他在法庭上，不顾舆论压力和同僚异议，坚定地写下长达1235页的异议意见书，提出所有被告不应承担个人责任。 帕尔的立场，并非一时冲动。他是加尔各答大学法学博士，曾任高等法院法官，并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 1946年，他被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印度参与东京审判。面对十一名甲级战犯的审判，他没有像其他法官那样接受主流观点，而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这场审判缺乏正当法律依据，是一种“事后立法”的体现。 他指出，所谓的“破坏和平罪”“危害人类罪”等指控，在战前国际法中并不存在，属于事后补设罪名，违背了“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基本原则。 这位印度法官并非否认战争带来的苦难。 相反，他在异议书中明确指出，日军在南京等地的暴行有“压倒性的证据”，并详细陈述了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持续多周的残酷行为。 他承认这些罪行的存在，并未为日本军队的恶行开脱。他所坚守的，是一个法律人的原则。 他认为，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不能将责任全部转嫁给个人，尤其是在没有建立相关国际法律体系的前提下贸然进行追诉，将使法律失去本身的严肃性与中立性。 帕尔的观点，与其他法官如中国的梅汝璈、菲律宾的哈拉尼利亚等截然不同。 后者主张以国际正义之名追究战争责任，强调对受害国的公道与历史的交代。 而帕尔则始终坚信，不能为了达成某种道义上的胜利，牺牲法律的普遍性与合理性。正是这种执着，使他成为东京审判中最独特、也最具争议的声音。 他的异议书不仅在法律界引发广泛关注，也被日本右翼视为“世纪发言”。 1952年，日本解除盟军占领的当天，其异议书摘要便被公开出版，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清濑一郎等东京审判辩护团成员将其奉为圭臬，纷纷引用其内容为战犯辩护。 多年后，日本靖国神社更是为帕尔设立纪念碑，将其称为“世纪伟人”，他也成为唯一被靖国神社供奉的外国人。 然而，这一切并未得到印度社会的普遍认同。 在印度，帕尔的观点始终未形成主流共识。 他的立场，不仅与印度作为二战盟国的整体态度存在冲突，也引发了学界的深刻反思。 印度学者谭卡曾尖锐指出，帕尔的观点过于拘泥于法理，忽视了法律的社会意义与历史背景。他认为，帕尔未能充分理解战争带来的复杂性，仅凭法律文本来裁量战争责任，容易陷入逻辑误区。 帕尔的立场，与印度当时反殖民氛围密切相关。 在那个印度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试图寻找民族自信的历史节点上，他将战后审判视为西方强权对亚洲的又一次压迫。 在他看来，日本之所以走向扩张，是因为长期受制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与排挤政策。 他将日本的战争行为，视作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模仿与回应。 由此，他在审判中不仅为法律辩护，也在为一种反西方殖民的话语寻找出路。 他的行为并非孤立。 他曾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鲍斯有联系，而鲍斯曾试图联合日本力量对抗英军。 在审判期间，据有学者考证，帕尔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有过秘密会面，尼赫鲁鼓励他借审判之机，为亚洲发声。帕尔的异议书，或许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特殊产物。 时至今日，帕尔的名字仍频繁出现在国际关系与历史记忆的讨论中。 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帕尔之子，称其父展现了“高贵的勇气”；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在与安倍的会谈中再次提及帕尔，强调印日之间历史渊源。 这些政治动作，试图借帕尔的观点为两国关系增添温度，却也引起亚洲其他国家的复杂情绪。因为帕尔的主张，在这些国家眼中，多少掩盖了战争的真相与受害者的苦难。 帕尔并未否认事实，他承认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也并非站在日本一方为其辩护。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中纯粹、超越政治干预的法律正义。 他相信法律不应成为政治工具，更不应在胜利者手中成为审判历史的利器。这种理想主义的坚持，使他在历史上显得格外孤独，也因此被铭记。 尽管如此，他的主张也确实存在值得反思之处。 历史不是抽象的法条堆砌，而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流转与牺牲。当战争的硝烟散去，面对一座座废墟与无数哀嚎，单纯用法理去丈量正义，很容易忽略人类情感与道德责任的重量。 帕尔的异议书固然展示了他对法律逻辑的极致尊重，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发展的深层脉络。 在当代，东京审判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国际法体系构建的重要起点。虽然其过程争议不断，但它所确立的“个人可因战争行为被追责”的原则，已逐步成为国际共识。 在这一大背景下，帕尔的观点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被更多地作为历史的一种“注脚”而非“共识”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