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的晋察冀野战军，为什么直到此时才迎来大规模扩军？答案很简单，此前的兵力配置虽只有2、3、4三个纵队，但需直面傅作义、阎锡山两大集团的牵制，加上晋察冀地处华北腹地，游击战争需求迫切，临时指挥二级军区独立旅已是常态。 而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歼敌1.7万人活捉敌军长罗历戎，让中央军委看到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潜力，也让聂总下定决心按指示扩编，这一步虽比西野、华野、刘邓大军晚了不少，但速度却毫不逊色。短短数月，1、6、7三个纵队相继成立，加上原有部队，六个纵队各辖三个旅，每旅兵力超万人，实力已与其他野战军的师级单位持平，华北战场的力量格局就此改写。 这场扩军背后，离不开两位将领的默默付出。杨成武为保住冀中部队的骨干力量，将主力旅以独立旅名义留存，后续这些部队成为6纵、7纵的核心；郑维山则带出了察哈尔军区独4旅，这支劲旅后来改编为1纵3旅，成为北岳军区部队的尖刀。 郑维山的战场表现更是印证了其“骁将”之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率部夜袭五里墩打垮敌军4个团，追击途中亲率两个排俘敌300余人，长征中更是全歼杨虎城麾下的“老虎旅”活捉师长伍诚仁。 解放战争中，清风店战役时他率3纵两个旅阻击国民党军十几次集团进攻，保障主力歼敌；时隔9天又作为主力攻克石家庄，首开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涞水战役中，他精准判断敌情，围歼傅作义麾下的“虎头师”新编第32师，歼敌七千余人，逼得35军军长鲁英麟自杀，彻底打乱了傅作义的华北部署。这样的将领，带出的部队自然战斗力过硬。 新组建的三个纵队司令员各有特点。唐延杰资历深厚，参加过安源煤矿大罢工，红三军团出身的他经左权举荐成为聂总参谋长，两人合作多年默契十足。 1947年11月出任1纵司令员后，他率部参与涞水、察南绥东等战役，后来在张家口战役中，跟着杨成武兵团全歼孙兰峰兵团5万余人，虽曾因新保安战役未及时堵住35军受批评，但整体指挥稳健，部队战斗力中规中矩。 文年生出身同样显赫，红三军团骨干，抗战时期担任120师359旅718团团长兼政委，彼时梁兴初还只是营长，只不过他长期在后方履职，解放战争中崛起较晚，未能赶上更多硬仗。 孙毅将军年龄最长，1904年生人，比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要年长，革命经历丰富但缺乏标志性硬仗战绩，在“三杨”的光芒下，其贡献往往被忽略，但作为7纵司令员，他带领冀中部队完成了多次牵制任务，同样功不可没。 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刘邓麾下留在晋南的部队编成8、13、15纵，组成华北第一兵团，这“晋南三兄弟”的命运，被徐向前元帅彻底改写。 很多人不知道，8纵最初的底子有多薄弱，太岳军区先后抽走两批主力后，由补充团、游击队升级而成，司令员王新亭自己都坦言，打运城时“战斗经验和装备都差，攻坚战难度极大”。 一打运城因任务调整半途而废，二打时王新亭采取正面强攻，付出巨大牺牲后仍因胡宗南援军逼近被迫撤出，直到第三次打运城，徐向前亲自指挥并调来西北野战军2纵王震部助攻，才艰难攻克这座坚城。 徐向前到晋南后的“化腐朽为神奇”，绝非偶然。他先搞翼城整军，召开千人营以上干部大会，明确8纵扩编、13纵成立的编制，强调政治工作与城市纪律，更重要的是手把手调教这些“游击队长”出身的指挥员。 临汾战役中，面对这座号称“铜墙铁壁”的城池，徐向前制定坑道爆破战术，8纵23旅旅长黄定基带领战士赤身裸体在坑道作业，膝盖磨破流血仍坚持推进，最终挖成两条110多米长的坑道，装填近万公斤炸药，将城墙炸出50多米宽的缺口。这一战23旅歼敌5600余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成为全军首个获此殊荣的师旅级单位。 紧接着的晋中战役，徐向前更是以6万兵力对阵阎锡山13万大军，最终歼敌10万余人解放14座县城，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其中8纵歼敌数量在各纵队中名列前茅。 王新亭的成长轨迹，堪称“时势造英雄”的典型。若没有徐向前的调教与战役锤炼，他大概率会一直留在晋南担任牵制任务，而随着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推进，他从纵队司令员升任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开国后更是获评上将，与杨勇、陈锡联等名将同列。 反观战功赫赫的郑维山，虽在华北战场屡立奇功，后来朝鲜战场上还指挥3500人潜伏作战，首创防御战中一次歼敌一个团的范例，歼灭南朝鲜“白虎团”，却只获评中将，这其中既有资历因素，也有战场分工的差异。 13纵与15纵的发展同样亮眼。13纵的37旅是大名鼎鼎的“皮旅”，中原突围后在华野水土不服调回晋南，旅长王诚汉后来在咸阳阻击战中，以劣势装备抗击马继援骑兵集团，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两小时占领咸阳”的狂言，朝鲜战场更是助力180师挽回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