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最大的政策失误其实就是满城。满清入关以来，为了控制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发明了满城。满城是军事据点，也是满人生活的地方。与城外不同，满人不能做生意，不能从事工商业，只能做官和打仗。铁杆庄稼看似是特权，实际上没考虑到人口的增长，跟明末的军户一样，这种终身当兵的行当，将会导致满城中人失去生存能力。 而且墙内的旗人按月领取饷银禄米，这就是所谓的“铁杆庄稼”。 一个马甲每月饷银二两，能养活五口之家。 而且将军年薪更是高达2598两，配给俸米90石。 但代价是他们被禁止从事工商业、与汉人通婚，甚至不能随意离开满城二十里。 虽然这道墙，短期确实稳住了统治，长期却埋下了祸根。 旗人住宅的房源来自官方，由国家统一调拨，而且无偿分配给旗人兵民。 国家拥有产权，旗人只有居住权，就是不能随意处置，也不能购买外城汉人的私宅。 虽然这表面上是一种福利，但实际上是把旗人禁锢在旗籍里，世代当兵。 而在康乾盛世时，一个旗兵的饷银还能维持体面生活。 但和平日子久了，旗人人口膨胀，清初“五丁出一兵”到乾隆时变成了“八丁一兵”。 那饷银总额却增长有限，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不剩啥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长期圈养让旗人逐渐失去了谋生技能。 就是跟驯养动物一样，有吃有喝的，那还动弹个啥，张嘴等吃就完了。 乾隆曾哀叹：“我满洲本性，以廉耻为心，以骑射为本。” 但此时的八旗子弟，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而且他们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终日无所事事，导致赌钱喝酒成风。 西安满城的一位老兵曾对儿子叹气：“咱们旗人，就像笼中鸟，饿了有人喂，可翅膀僵了，想飞也飞不走喽！” 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以汉治汉，以旗治旗”的统治策略。 但将统治基础建立在少数族群的特权上，无异于构筑沙上堡垒。 直到1853年，太平军攻破南京。 当时的南京满城由明皇城改建而来，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约三万人。 但是由于太平军对旗人奉行无差别杀戮，旗人抵抗意志非常坚决，妇女老人也帮助守城。 南京满城防御完备，坚固异常，杨秀清指挥大军持续进攻数日，付出数万伤亡才攻克。 而在城破后，城内满人几乎全部被杀。 这不仅仅是军事对抗，更是长期民族压迫的惨烈清算。 而类似悲剧在武昌、扬州等地重演。 曾经作为特权和安全象征的满城，在战争时却因其聚居和隔离的特点，成为了显著的靶子。 让他长期被圈养在满城内的旗人无生活之一技之长，一旦走出满城，很容易被人分辨出来成为目标。 杭州满城被围七十天，城破时万余人几乎灭绝。 一位幸存者回忆：“早晓得是这等结局，还不如让娃儿们学点糊口的手艺！” 当然清廷也尝试过改革。 1907年，清廷废除了旗民分治政策，希望旗人能自谋生路。 但你这个时候你再整这个那就为时已晚。 鸦片战争时，八旗兵在英军炮火下不堪一击。 到清末编练新军，想从满城凑齐三千合格士兵都困难，有人连马都骑不稳，拉弓手发抖。 而且更讽刺的是，当旗人被困在满城里坐吃山空时，汉人社会正在剧烈变化。 洋务运动兴办工厂，新式学堂传授西学，连科举都废除了。 满城内外，仿佛两个时代。 一位旗人老妇偷偷对孙子说：“咱们的祖宗是靠马背上打天下，可现在这世道，得靠脑子吃饭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在面对革命浪潮，各地满城反应不一。 广州旗兵看到抵抗无益，索性宣布脱离清政府“和平易帜”。 而西安满城则在经历战斗后被攻破，旗兵全军覆没。 光绪年间广州旗人有三万人左右，到了辛亥革命后却只剩一千五百多人，逃得性命的满人不得不改为汉姓，以此求生。 民国成立后，《清室优待条件》承诺接管八旗生计，但回避了具体的住房供应问题。 而那些曾经象征特权的满城，其存在已不适应城市发展，陆续被拆除。 旗人住宅实现了真正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内城、外城隔绝状态被打破，形成了满汉居民杂居的局面。 从“铁杆庄稼”到自谋生计，这个过程充满艰辛。 但打破八旗制度的枷锁，也使满族同胞最终得以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普通公民。 满城的兴衰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任何依靠特权和隔离维持的统治，无论初期多么强大，终将被历史淘汰。 那么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城墙或北京胡同，那些残存的满城遗迹默默诉说着，真正的稳固，从来不是靠高墙铁栏，而是靠与民众共同呼吸、与时代共同进步。 主要信源：（清朝最大的失误是什么?——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