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被关押在承德监狱18年的土匪齐达榜刑满释放。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承德塞罕坝上的围场县的小山村。 那天的风已经带上了塞罕坝的凉意，黄叶在村口路上打着旋。齐达榜拎着一只破旧的帆布包，步子很慢，像怕踩碎了十八年的空白。村里人远远看见他，先是静了几秒，然后窃窃私语——有的人还记得他的名字，有的人只记得“那是个当过土匪的男人”。他没理会那些目光，径直走到自家那间塌了半边的土坯房前，用手抹了抹门框上的灰，指尖沾了满手岁月的粗糙。 齐达榜年轻时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他出生在围场县的山坳里，家里穷得连炕席都打补丁，十几岁就跟着猎户进山讨生活。那时的塞罕坝还不是林海，是荒坡和沙地交错的地方，冬天风像刀子，夏天蚊虫成群。为了一口饱饭，他和几个人合伙在附近劫过路商，后来被官府抓住定了“土匪”罪。其实他干的活计里，抢的多是富户的粮车，有时还会分一些给饿肚子的村民，可一旦挂上“匪”的标签，过去那些细微的分别，就被一笔抹掉了。 入狱的前几年，他在牢里脾气硬，不和人说话，干活也懒洋洋。管教干部没把他当特殊犯人整，只是安排他做些劈柴、修围墙的活。有回冬天修棚，他见一个新来的小囚冻得发抖，把自己领的厚棉袄偷偷塞过去，自己挨了罚。 那件事让管教科长注意到他——这个人虽然犯了法，却还有点血性里的不忍。后来监狱搞劳动改造，齐达榜被分到苗圃组，学着栽树、浇水。山里的活他熟，手上老茧厚，干起这些细致活并不怵，渐渐把注意力从“熬日子”转到手里的树苗上。 十八年里，塞罕坝的造林工程从零起步，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他则在重复的栽种和看护里，把根扎回了土地。有人问他悔不悔，他只说：“路是自己走的，走到哪儿算哪儿。”可在栽树的过程中，他慢慢懂了，破坏土地的是人，能救土地的也是人。看着亲手种下的小苗一年年长高，他心里那点戾气像被雨水泡软的土，散了不少。 出狱那天，监狱的干部嘱咐他，回村后踏实过日子，不要再碰旧圈子。他点头，一路走一路想，村里早已不是记忆里的破败样，土路变成了砂石路，远处还能看见成片的松树。到家后，他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几件换洗衣裳、一双磨平底的布鞋，还有一小沓监狱发的路费。邻居张大娘端来一碗热粥，没多问，只说：“回来了就好，先暖暖身子。”这一句话，比什么都让他觉得踏实。 齐达榜没打算再回山里劫掠，也没打算四处诉说自己这十八年。他找到村委会，说想用自己在监狱学的育苗手艺帮村里护林。村干部起初犹豫，怕他旧习难改，可听他讲苗圃的活计、讲怎么分辨树种、怎么防虫害，又实地看了他修枝的手法，便同意让他跟着护林队干点轻活。刚开始有人背后嘀咕，可几个月下来，见他早起巡山，把被风刮歪的幼树一棵棵扶正，还把自己摸索出的节水浇灌法告诉年轻人，议论声渐渐少了。 他的故事在村里传开，不是当作“土匪回头”的传奇，而是当作一个人在错误里熬过来，又在劳动里找回自己位置的平常事。塞罕坝的林子一年年密，齐达榜的身影也常出现在林间，裤脚沾着草屑，手掌上的老茧换了新的纹路。有人问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以前看树是砍的对象，现在看树是活着的伴儿。”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把一个标签化了的人物，还原成活生生的人。齐达榜不是天生的恶，也不是一夜变善，是十八年的牢狱和重复的造林劳动，把他的心性磨平了棱角，也让他和这片土地重新建立了联系。 因果很清楚——年轻时的贫困与选择让他入狱，长期的劳动改造与自然环境的影响让他心态转变，转折在于他出狱后没有被过去困住，而是用掌握的技能在村里找到新的立足点。递进一层，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在特定环境下，人是有可能通过持续的实践和自我约束，把曾经的过错转化为对社会的回馈。 那个秋天的归人，没有豪言壮语，只用日复一日的护林脚步，让“土匪”这个旧称呼在村里慢慢淡去。他的存在提醒我们，人与土地、与自己的关系，可以在时间里被重新塑造，只要愿意把手伸进泥土，把心安在当下的劳作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