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刚刚下班，回到家中，得知：“1位红军时期的老部下登门探望了。”一见面，老部下眼含热泪讲：“老首长，您还认识我吗？这次我登门，是求您给我写份红军时期的历史证明材料，我说的他们不信啊。” 主要信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程子华）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中，程子华是一位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 但是，他漫长的一生中，有一段发生于1935年的往事，在后来演变成持续多年的争议。 甚至成为他晚年心头难以释怀的纠葛。 这件事，围绕着当年陕北红军是否应该出兵迎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 程子华是山西人，1905年出生，很早就投身革命，经历过严酷的战争考验。 到1935年，他已是红军中的重要指挥员，担任由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这一年秋天，他的部队在陕北的劳山打了一场胜仗，缴获了敌军文件。 从这些文件里，前线的指挥员们，像徐海东、刘志丹等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中央红军主力在九月中旬已经到了甘肃一个叫武山县的地方。 大家都很激动，觉得应该立刻派部队去迎接历经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 这个充满战友深情的提议，被报给了当时在后方的负责人。 但程子华看到这份情报后，想法不太一样。 他注意到一个关键问题：情报上说的日期是九月中旬，可当时已经十月初了，过去了一个多月。 战场上形势一天一个样，中央红军现在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如果这时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离开陕北根据地，跑很远的路去甘肃，很可能找不到人，自己反而会陷入危险。 更重要的是，陕北这块根据地是红军在北方非常重要的落脚点，家底本来就薄。 要是主力走了，家里空虚，被敌人趁机端了老窝，那损失可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程子华认为，更稳妥的办法是部队不要跑远，就留在陕北周边，特别是向南面活动，攻打和牵制敌人。 这样既能减轻可能来自南面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实际上也是从侧面接应，又能确保自家根据地的安全。 他的这个考虑，是从当时的军事现实出发的。 后方领导们研究后，认为程子华的分析有道理，同意了这个方案。 为了说服急切想去迎接的前线同志，身上有伤的程子华还让人用担架抬着，亲自到前线去做解释工作。 最终，大家从大局出发，执行了原定的作战计划。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两支红军部队胜利会师。 程子华他们的部队在南线的行动，客观上也起到了牵制敌人、策应配合的作用。 从结果看，当初的决定并没有影响会师大局。 事情如果到这里结束，也就是一次普通的军事决策讨论。 但问题出在几年之后。1942年，在延安开一次会议时，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高岗。 旧事重提，批评当年后方的负责人反对迎接中央红军，并把事情的性质说得比较严重。 虽然高岗点名批评的是别人，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这个建议最早是程子华提出来的。 高岗的这番批评，就把程子华也卷进去了。 高岗为什么要在多年后重提此事呢？ 这背后有些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1935年同一时期，陕北搞过一次“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等一批本地干部曾被错误关押。 而当时负责那项工作的，正是高岗此刻批评的对象。 这里头掺杂着一些历史积怨和个人情绪。 对程子华来说，这个批评成了他很大的一个包袱。 他坚信自己当年的建议纯粹是从打仗的角度、从保护革命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的，绝无二心。 这个争议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很多年。 直到1955年，事情才有了正式澄清的机会。 那时中央开了一次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座谈会。 程子华在会上详细说明了1935年决策的前后经过。 会议最终认为，那只是军事部署上的不同意见，并非原则性问题。 这个结论，总算为程子华摘掉了“反对迎接中央”的政治帽子。 不过即便这样，程子华晚年写回忆录时，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可见其影响之深。 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人曾把程子华在1955年军队授衔时未获军衔，与这件事联系起来。 其实这是个误会。 他没被授衔，纯粹是因为工作调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被派到地方工作，当了山西省委书记，离开了军队系统。 后来他长期在政府经济部门任职，比如当过商业部部长。 按当时规定，授衔只针对仍在军队系统任职的干部。 所以，这只是工作分工不同，与历史旧账毫无关系。 回顾程子华的一生，他青年投身革命，历经烽火，后来又为新中国建设出力。 再看1935年那场争议，在当时极端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下，指挥员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重如千钧，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责任心。 程子华基于有限情报和现实威胁作出的判断，体现的是一种谨慎的担当。 而后来的风波，则交织了复杂的历史与人际因素。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