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知道后，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徐远举：“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随便你写！” 1921年，他出生在四川泸县。刘国志是家里的七少爷，从小锦衣玉食。 1939年，刘国志考入西南联大，那是当时中国民主气氛最浓厚、思想最活跃的高等学府。在昆明，这位少爷没学会怎么做生意，反倒学会了怎么救国。1940年，他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毕业后回到重庆，表面上在银行当职员，穿西装、打领带，出入上流社会，实际上却是个红色的“输血机”。 那时候地下党经费紧张，刘国志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家庭背景，想方设法搞钱。他找家里要钱，理由冠冕堂皇：“做生意要本钱嘛。”转手这笔钱就变成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变成了《挺进报》的印刷油墨。 1948年4月，因为叛徒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这个叛徒，让包括许晓轩、江竹筠在内的大批党员被捕。刘国志，也在名单之上。 刘国志被关进了渣滓洞。 这地方大家熟，人间地狱。特务们为了从这位“财神爷”嘴里撬出点东西，那是真没客气。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能用的都用了。 刘国志是个读书人，细皮嫩肉的，但他骨头硬。特务问什么，他都只有一句：“不知道。” 这时候，刘家急了。 刘国志的五哥叫刘国琪，当时在香港做生意，手眼通天。听到弟弟被捕的消息，他连夜坐飞机赶回重庆。 刘家人的想法很直接：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刘国琪先是托关系找到了徐远举。这一次见面，他带了三样东西：一块名贵的劳力士金表，一个纯金打造的烟盒，还有一张两万大洋的汇票。 那时候的两万大洋，购买力惊人。 徐远举是个特务，也是个贪官，见到这些东西自然两眼放光。他收了礼，态度立马软化，给刘国琪透了个底：“你弟弟这个案子，是共党要案，直接放人很难。但只要他肯在报纸上发个声明，说自己退党了，或者写个悔过书，我就能以此为借口，把他放了。” 在徐远举看来，这笔交易很划算：他拿了钱，刘家保了人，国民党那边也还要了个“面子”——看，共产党的高材生都悔过了。 刘国琪觉得这事儿成了。他赶紧跑到渣滓洞见弟弟。 隔着铁窗，看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弟弟，刘国琪眼泪都下来了。他把徐远举的条件一说，满心以为弟弟会答应。毕竟，只要签个字，哪怕是假装悔过，也能先保住命啊。 结果，刘国志听完，只有冷冷的一句话：“哥，你别费心了。要我退党，要我写悔过书，绝不可能。” 刘国琪急得直跺脚：“就是一张纸！你先出来再说不行吗？家里爸妈都急疯了！” 刘国志看着哥哥，眼神出奇地平静：“虽然那只是一张纸，但签了它，我就不再是我了。我活着，灵魂也死了。” 这就是信仰。在那个生死关头，有人为了活命可以出卖同志，但也有人像刘国志这样，把名节和信仰看得比天大。 刘国琪不死心。 1949年，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特务们也开始给自己找退路。刘国琪觉得，机会又来了。 他又一次找到了徐远举。这一次，他没有带具体的礼物，而是直接拍出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的空白支票。 这意思很明确：徐处长，您马上也要跑路了，到了海外得用钱。这上面的数字，您自己填，只要把我弟弟放出来，多少钱我都认。 这是一次直击人性弱点的诱惑。 当时的徐远举，其实已经动摇了。国民党大势已去，多杀一个刘国志挽回不了败局，但多一笔巨款，他的下半生就有了保障。 徐远举再次松口，条件降到了最低：不用登报退党了，哪怕写个稍微像样点的“检讨”，不涉及机密，只说自己“误入歧途”，给上面走个过场，就能放人。 刘国琪拿着这个“最后通牒”，几乎是跪求弟弟签字。他甚至找人代写好了一份措辞非常模糊、仅仅是稍微服软的“悔过书”，只求刘国志签个名。 刘国志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 就在刘国琪以为弟弟终于回心转意的时候，刘国志双手一用力，把那份悔过书撕得粉碎。 由于没有那张“签字画押”的纸，徐远举作为特务头子，在最后关头不敢担私放重犯的风险。那张空白支票，最终变成了一张废纸。 1949年11月27日。这是一个让所有重庆人痛彻心扉的日子。 就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那一夜，火光冲天。 当刽子手点到“刘国志”的名字时，这位28岁的青年正在牢房的地上写诗。听到喊声，他没有惊慌，反而回头对特务喝道：“慌啥子！等老子把这首诗写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站起身，对着狱中的战友们，高声朗诵了他人生最后的诗篇。 这一幕，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红岩》。刘国志，就是书中那个家境富裕、为了理想投身革命的刘思扬的原型。 哪怕到了刑场上，他依然保持着那份高傲。特务要他跪下，他偏要挺直腰杆；特务向他开枪，他在倒下前高呼口号。 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