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深秋的上海，16岁的王亚萍把红袖章扔进垃圾桶时，手指被铁皮边缘划了道血

1976年深秋的上海，16岁的王亚萍把红袖章扔进垃圾桶时，手指被铁皮边缘划了道血口子。 这个曾跟着父亲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女孩，此刻正攥着母亲递来的临时工介绍信，站在上海第三纺织厂的铁门外面。 纺织厂的棉絮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王亚萍把写着"家庭历史待查"的档案袋塞进更衣箱最底层，白大褂上的编号"734"像道刺青。 同组的女工吃饭时总坐得隔着一个空位，车间主任检查机器时，目光在她手上的冻疮停留得格外久。 那时她还不知道，这种被无形墙隔开的日子，要持续整整十二年。 凌晨三点的夜校教室里，王亚萍的钢笔尖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上洇开墨团。 纺织厂的中班结束后，她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去夜校，课桌上总摆着两个馒头当晚饭。 有次老师讲到"个体经济是补充"，她突然把馒头捏得变形，1983年的上海街头，开始有小贩挑着担子卖牛仔裤，那些晃动的蓝布影子，让她想起被没收的父亲的旧中山装。 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的铁皮棚里，她的服装摊位总在收摊时最后一个熄灯。 1987年的冬天特别冷，她踩着没过脚踝的雪清点货单，发现账本上的盈利够租个固定门面了。 隔壁卖毛线的安徽大姐凑过来说："阿萍，你这批夹克衫要是运到深圳，能赚两倍。 "她抬头看见市场管理处的红旗在风里卷着，突然想起夜校老师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95年那个春天，远房表哥从纽约寄来的信封里夹着绿卡申请表。 表哥在信里说，唐人街开餐馆的福建老板愿意担保她，"你这样的'特殊身份'，在美国能上新闻"。 王亚萍把申请表铺在缝纫机上，看着上面"曾用名""家庭关系"的栏目，突然想起纺织厂更衣室那个永远锁着的柜子，里面锁着她16岁时的学生证，照片上的女孩还梳着麻花辫。 如今她的服装厂开在浦东开发区，车间墙上挂着块褪色的红绸，那是2001年申奥成功时员工们连夜做的。 有个戴眼镜的实习生整理仓库时翻出一叠旧报纸，1998年的《解放日报》上登着她的小作坊照片，配文是"个体户王亚萍的创业路"。 实习生指着报纸问："王总，当年真有人劝您移民啊？"她正在缝补一件样衣的袖口，针脚在灯光下连成细线，"你看这线头，剪了就散了，人也一样"。 车间的吊扇转了三十多年，铁叶子上积着薄薄一层灰。 每天下班前，王亚萍都会检查每台缝纫机，就像当年在纺织厂做质检员时那样。 上个月有批出口订单，外商代表参观时盯着墙上的老照片看了很久，突然问："您后悔吗？"她正把一件衬衫的领子翻平整，指尖划过布料上的暗纹，那是她设计的"回"字图案，"你摸摸这布，太阳晒过的味道，在别的地方织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