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特务头子徐恩曾得知钱壮飞已跑，便命人将他的女儿女婿抓来泄愤，就在此时，桌子上留了一封信，徐恩曾打开一看，居然是钱壮飞所写，上面的内容让他瞬间汗流浃背，瘫倒在椅子上。 这个每天提前半小时出现在中统机关的年轻人，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细毛边，却永远把徐恩曾的文件码得像豆腐块——这是钱壮飞留给所有人的印象，包括他的顶头上司。 没人知道这个每天下午五点准时走进机要室的秘书，公文包里藏着记满密码的小本子；更没人知道，他右手食指那个握笔磨出的茧子，也用来描摹过徐恩曾保险柜钥匙的轮廓。 裂缝出现在那个初夏的周末。徐恩曾带着新结识的电影明星去了上海，临走前把公文扔给钱壮飞，“下周一回来再说”——他以为这个沉默的秘书只会守着办公桌等他。 机要室的电键还在响，钱壮飞分拣电报时，指尖在“徐恩曾亲译”的牛皮纸袋上顿住了。按规定他无权拆阅，但窗外的法桐叶落了一层，徐恩曾最早下周二才回南京。 他对着灯光举了半分钟，纸袋薄得能看见电报纸折痕。最终，指甲掐破火漆的瞬间，心跳盖过了电键声。 “顾顺章已自首。”六个字像冰锥扎进眼里。后面的文字更让他手指发颤：中共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住处、所有联络点，这个叛徒全招了。武汉紧接着发来五封加急密电，最后一封的“十万火急”几乎要戳穿纸背。 钱壮飞摸出怀表，时针指向六点——距离徐恩曾可能收到消息还有不到四十小时。他不能跑，至少现在不能。机要室的老黄提着暖水瓶走过，钱壮飞突然叫住他：“帮我给南京饭店打电话，订的酒席取消——家母不舒服。”这是他和交通员的暗号。 接下来的三小时，他像精密齿轮：去三个联络点，每个点只说一句话（“舅舅病了，速送上海”对应中央机关；“Auntie的药忘带了”对应周恩来住处）；回家让妻子带孩子去码头，船票是上周以“避暑”名义订好的；最后回到办公室，把徐恩曾那些记着金条去向的私人账本、写给情妇的信，连同密电一起锁进抽屉——钥匙被他扔进痰盂。 临走前，他给徐恩曾写了封信。没有豪言壮语，只写“因政见相左，望勿累及子女。不然，你那些事必将公布之于报端。”钢笔帽盖好时，他下午泡的龙井还温着，那是徐恩曾最喜欢的茶。 所以当徐恩曾在南京办公室摔碎茶杯时，钱壮飞已带着情报消失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钱壮飞呢？！”他揪住机要员，对方哆哆嗦嗦地指：“钱秘书说您让他先处理文件，收拾好就走了…”办公桌整齐得过分，连他昨天乱扔的袖扣都被放在水晶碟里。 “抓他女儿女婿！”徐恩曾的吼声撞在墙上，特务们刚冲出门，他的目光就被桌中央的信封钉住了。钱壮飞的字迹他太熟悉，每天处理的文件末尾都是这个签名。 信纸只有一页，徐恩曾却读了十分钟。他想起上个月让钱壮飞处理的“特别经费”——其实是给情妇买别墅的钱；想起去年上海应酬时，自己喝醉后说的“那些学生闹事，抓几个领头的就行”——这话要是登报，委员长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不然，你那些事必将公布之于报端。”徐恩曾突然觉得后颈发凉，仿佛钱壮飞就站在身后，看着他三年来的每一次贪腐、每一次欺上瞒下。他拉开抽屉，那本记着“特别经费”的账册不见了，只有一沓空白纸。 特务队长回来时，看见徐恩曾把信锁进保险柜最深处。“…算了，不用抓了。”没人知道，那天下午武汉催问行动进展，徐恩曾回了四个字：“稍候待命。” 后来的事党史写得简略：中共中央三天内完成转移，顾顺章到南京时只看到空联络点。徐恩曾当年秋天被调离核心岗位，保险柜里的信，他到死都没敢拿出来。 钱壮飞的女儿钱椒椒后来回忆：“父亲走的那天，给我买了串冰糖葫芦，说‘等你长大了，街上就没有坏人了’。”徐恩曾的女儿在台湾接受采访时，只记得父亲晚年总对着上锁的抽屉发呆，“他说那是能要他命的东西”。 两串冰糖葫芦，一个上锁的抽屉。1931年那个周末的风，吹散了很多东西，却把有些人的名字刻得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