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

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消息传到北京时，紫禁城的鎏金铜鹤正落着秋霜，军机大臣们捧着奏折的手都有些发沉。一品大员的谥号向来有章可循，可左宗棠的名字后面，既列着陕甘总督的关防大印，又记着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图纸；既刻着收复新疆的战报，又写着《楚军营制》里的治军条文——这样的人，该用“文”还是“武”来框定？ 有人先提“武襄”，理由摆在明面上：从太平军打到阿古柏，他的战旗插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北。 可立刻有老御史摇头，指着案头的《左文襄公全集》：“你们忘了他在兰州办织呢局时，为了改良织机，对着纺车琢磨到后半夜？” 转而去翻“文”字谥号的规矩，却又撞上硬茬——科举正途出身的清流们翻出旧档，说他连个进士都没考中，凭什么用“文”字开头？ 这话传到陕甘旧部耳朵里，有人红着眼拍了桌子：“伊犁河谷的每寸土地，抵不上你们翰林院的半篇策论？” 争论僵了半月，慈禧让太监把左宗棠当年请战新疆的奏折取来。泛黄的纸页上，“臣年六十有五，愿舆榇出关”的墨迹还透着决绝。 她忽然问：“‘襄’字如何？”旁边侍立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心里一动——“襄”者，因事有功也，既合他安邦定国的实绩，又不必纠结文武之分。 也有人说，这不过是朝廷的折中术——给“文”字是抬举，用“襄”字是提醒，毕竟那个敢在奏折里跟太后争“海防塞防并重”的老头，生前没少让当权者头疼。 慈禧的算盘打得精——既要让西北将士觉得朝廷没忘血战之功，又不能给后来人立个“非进士也能压过翰林”的先例。“文襄”二字，像极了她常玩的平衡术，左手捧着功劳簿，右手握着规矩绳。 那年冬天，西安城的百姓在左公柳下烧纸，念叨的不是谥号多体面，而是“要不是左大帅，咱们现在怕是连过年都吃不上陕西的麦子”。谥号争议在朝堂是规矩之争，在民间却是实打实的“活命之恩”。 最终的谕旨里，“文襄”二字刻进了国史。这不仅是给左宗棠的盖棺定论，更悄悄改了个规矩——往后论功，朝堂终于肯把“社稷”二字，放在“科举名次”前面。 福州的秋雨落进西湖时，那个既在战马上挥过刀、又在田埂上插过柳的湖南举人，终究在史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难归类？或许正是这种“难归类”，才让他成了晚清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