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将一碗红烧肉递给毛泽东，并告诉他这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猪肉。毛泽东细细地闻了闻，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然后默默地说了一句感人的话：这碗肉给院子里的科学家们吧。” 一九六一年除夕，人民大会堂办了一场小宴，专门请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科研人员。 每个人面前那碗红烧肉最扎眼，油花在灯下发亮。坐在桌边的，多是从西北基地赶回来的技术骨干，脸色发黄。长期营养不良，不少人早就贫血、浮肿，还有夜盲症。 周恩来站起来敬酒，说国家困难，对大家照顾得太少，这顿饭拖得久。 他提到新中国腰杆子得挺住，困难再大也要挺过去。众人心里记住一句内部消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已经一年多没吃过肉，却先惦记让搞原子弹的人补一口。 钱三强他们那桌，筷子还没伸出去，眼睛先红了。 陈毅也在，他面前那碗肉按理该自己吃下去，转头看看边上几个瘦得皮包骨的专家，筷子一挑，肉全拨到人家碗里，人站起来，拱手半玩笑半郑重：“各位专家，劳烦你们早点把原子弹搞出来，这样外交部长的腰杆子才硬得起来。”话音落下。 散席前，有人轻声哼起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对这些长期缺肉的人来说，唱出来的，是自家压上去的那点血肉。 再往前看，新中国刚站起来那阵，外交上讲“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靠。 和苏联建交，一起抗美援朝，出现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民主人士凌嘉图问：“一边倒，会不会从美国的附庸，变成苏联的附庸？” 毛泽东听完，话压得直：中国的命运，不能让美国人指挥，也不能让苏联人指挥。 真成了谁的附庸，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全国老百姓，还对不起那些躺在山野里的革命先烈。“一边倒”是权宜，独立自主才是底牌。 五十年代末，中苏之间的气氛冷下来。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口就提苏联专家和原子弹。 他说再帮中国搞原子弹不合国际形势，打算把专家统统撤回去。毛泽东神情平静，态度硬：中国的原子弹肯定要搞出来，愿意在技术上帮一把当然好，不帮，中国也要自己往前走。 赫鲁晓夫抛出“核保护伞”，说真出了核战争，苏联的伞能罩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回了一句老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哪天真下起雨，你把伞一收，挨淋的还是我。”不久，苏联政府正式拍板：全部在华专家撤走，中苏之间那一摞合同一并停掉。 数字摊开看更扎眼。 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有一百五十六个，到赫鲁晓夫手里，又加到三百零四个。 一九五三年以后，援华专家最多时超过一万一千人，一九五九年撤离命令一下，一周时间，全得打包离开。 毛泽东心里不痛快，还是叮嘱周恩来，要给这些专家办一场像样的欢送会。那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谢，中苏专家在席间相拥，有人掉泪。 专家走了，一大堆没收尾的工程，许多卡在半路的技术，一下压到中国人肩上。 毛泽东提起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苏联，说那几十年也是在封锁里闷头搞建设，一个国家硬扛，把社会主义撑起来，这条路再难也得走下去。 原子弹这种压箱底的东西，更不能老盯着别人家，“自己有”才算踏实。他还要求搞尖端技术别怕难，别人不给，反倒省了欠账。 一九六〇年代初，全国撞上连续自然灾害，经济严重失调，财政紧得透不过气。 原子弹项目吃人吃钱，党内外都有声音，说不如先缓一缓，把资源挪去救急。 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态度明白：这个项目不能砍。 陈毅那句“共产党人就是迎着困难长大的，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把分寸点死。 远处的戈壁、高原、荒漠上，一线科研人员顾不上这些争论。 眼前摆着几件苏制导弹样品，还有翻得起毛边的图纸。技术要吃透，只能按笨法子来：一块金属壳拆开，线路顺着画，一页一页抠细节，像蚂蚁啃骨头，把里面的门道一点点啃出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从仿制走到独立设计、独立制造。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西北大漠腾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上太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在缺吃少穿时把导弹、原子弹一块研出来，中国人硬顶着饿肚子干成了事，那碗被一次次讲起的红烧肉，也就有了些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