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在我妈妈的心里憋屈了二十多年，今天终于一吐为快。我妈妈是天津知青，我姥姥一共六个孩子，我妈是老三。那年她刚满十六，红砖墙的公告栏贴出下乡通知那天，姥姥正发着高烧。妈妈攥着通知跑回家时，炕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退烧药，姥姥挣扎着坐起来，枯瘦的手在她发辫上摸了又摸：“老三最能干，去了乡下别想家。” 这件事在我妈心里堵了二十多年，今天她说出来时，声音还发着颤。 我妈是天津知青，姥姥六个孩子，她排行老三。那年她刚满十六，红砖墙的公告栏贴下乡通知那天，姥姥正发着高烧。 她攥着那张纸往家跑，风把通知边角吹得卷起来，像只扑棱翅膀的鸟。推开家门时，炕桌上的白瓷碗还温着，半碗退烧药没喝完，药味混着姥姥的咳喘声，在屋里飘得沉沉的。 姥姥听见动静，挣扎着从炕上坐起来，被子滑下去，露出干瘦的胳膊。她没看通知，枯瘦的手摸到我妈发辫上，木梳子还别在辫梢，是前晚刚给梳的，一梳到底没打结。 “老三最能干，”她摸了又摸，指腹蹭过辫梢的红绳结，“去了乡下别想家。” 我妈当时没哭，只觉得姥姥的手凉得像冰。她点头说“知道了”，转身收拾行李时，听见炕上传来压抑的咳嗽，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姥姥烧到快四十度，医生说要卧床，她却硬撑着坐了大半天。 “你姥姥总说我‘最能干’，”我妈端起水杯，手指捏紧了杯沿，“可我那时候不懂，她是不是觉得，我走了，家里能少张吃饭的嘴？” 二十多年里，她总想起那个下午。想起姥姥没说完的话，想起那半碗没喝完的药，想起发辫上被摸得发热的红绳——她一直以为，那是姥姥“舍得”她走的证明。 直到去年整理姥姥遗物，在旧木箱底翻出个布包，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最上面那封没寄出去，是姥姥写的：“老三今天走了，辫子梳得光溜溜，像小时候一样。她没哭，我却不敢多看，怕一看就舍不得。药没喝完，她走了我再喝……” 我妈读到这儿，突然蹲在地上哭了。原来那天姥姥说“别想家”，是怕她在乡下受委屈时，会因为惦记家里更难熬；说“最能干”，是想让她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不是被丢下的。 那碗没喝完的退烧药，后来姥姥自己喝了。她怕我妈知道她病得重，走不安心。 “你说她傻不傻，”我妈抹着眼泪笑，“明明自己咳得喘不上气，还操心我会不会想家。” 现在那封没寄出的信，被我妈压在书桌玻璃板下。旁边放着个小木梳，是姥姥当年给她梳辫子用的，齿缝里还卡着两根灰白的头发——不知道是姥姥的，还是后来我妈自己的。 有些话，隔着几十年的风，终于落到了该去的地方。就像那天没喝完的药，后来总有人，替她把那份牵挂，慢慢暖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