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离世后不久，叶剑英开始频繁搬家，刚入住不到30分钟，就要搬走，去新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又要搬家，最高记录达到了一晚3次。 那时的北京，秋夜常有晚风卷着落叶掠过街角，表面平静的灯火下，暗流正沿着红墙根蔓延。七十九岁的叶剑英，手背上还留着毛主席病重时轻叩的余温——那几下无声的提醒，成了他往后无数个夜晚的行动指南。 谁能想到，这位频繁换住处的老人，口袋里揣的不是换洗衣物，而是写了又烧的纸条？西山的树叶落了又堆，北太平庄的路灯亮了又暗，他带着警卫员像在自家院子里散步般换着地方，箱子刚落地，一句“走”便又消失在夜色里。 屋里的收音机永远开得震天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声刺得人耳膜发疼，叶剑英却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旁人以为是老人耳背，只有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深夜到访的客人知道，那噪音是最好的“屏风”，真正的话都写在纸上，指尖划过字迹时，像在抚摸一颗随时会炸的雷。 有人后来笑说这是“草木皆兵”，但叶剑英心里清楚，在那个连空气都能被监听的年月，多一分警惕，就是给国家多留一分生机。他最后把落脚点定在玉泉山9号楼——那是周总理生前住过的地方，雪松依旧，石桌未冷，这步棋走得极巧：既借了老院子的守备森严，又让别有用心者挑不出半分错处。 九月底的一个雨夜，李先念撑着伞走进9号楼，雨水顺着伞沿滴在青石板上，像在给这场秘密碰头打拍子。“动手的时机？”叶剑英没直接回答，只指了指桌上的日历，10月6日的格子被红笔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两个小字：“怀仁堂”。 10月4日，最后一张纸条在炭火中蜷成灰烬，上面写着“各司其职，稳字当头”。叶剑英的儿子看着父亲把空纸篓倒扣在桌上，突然觉得老人的背好像比昨天更驼了些——那是把千斤担子压进骨头缝里的样子。 10月6日晚上，怀仁堂的灯亮得比往常早。没有预想中的冲突，没有嘈杂的口号，只有几道急促却沉稳的脚步声。当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带上时，叶剑英正站在走廊尽头，望着窗外的夜空，像在等一场迟来的黎明。 消息比文件跑得更快。北京城里，胡同里的鞭炮声先是零星几声，很快就连成一片，卖糖堆儿的老汉挑着担子走在街上，听见人说“天要晴了”，忍不住跟着哼起了不成调的曲子。 那天深夜，叶剑英回到住处，让警卫员找来京胡，亮开嗓子唱了段《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句唱罢，他端起茶杯的手微微发颤——唱的是诸葛亮的从容，道的是自己这几个月在刀尖上走过的路。 后来邓小平搬到了西山，住处就在叶剑英隔壁。两位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叶剑英指着远处的山说：“你看那石头，硬不硬？可再硬的石头，也经不住水滴石穿的耐心。” 回头看，那些被收音机噪音包裹的搬家夜，那些写了又烧的纸条，那些在黑暗里碰头的身影，哪里是什么传奇？不过是一群把命绑在国家命运上的老人，用清醒的头脑、磨人的耐心，还有敢把自己压进去的担当，从深渊边拉回了一个民族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