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山西老农杨大爷揣着个布包走进公社银行，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蹭过柜台，他把用蓝布包了三层的东西往玻璃上一放，两根黄澄澄的长条，沉甸甸压得桌面微响。 柜员小李刚数完一沓毛票，抬头看见这东西，手里的算盘“啪嗒”掉在柜面上。 杨大爷那会儿正犯愁，六十多了还得扛着锄头下地，儿子上个月在砖窑砸伤了腿，躺炕上起不来，医药费像座山压着。 那天他上山砍柴，脚下滑了一跤，手刨着土坡想爬起来，却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 挖出来一看，黄亮亮的，分量不轻，他揣怀里回了家，夜里对着油灯看了半宿，觉得是老天爷可怜他，给的救命钱。 银行里人不多，小李定了定神，笑着问：“大爷，这东西哪来的？家传的？”杨大爷实诚，摆摆手：“山上捡的，想着换点钱给娃看病。” 小李心里咯噔一下，这两年常听公安同志说，警惕来历不明的金银。 她一边慢悠悠拿出登记本，一边朝里屋使了个眼色，“您先坐，这得登记，我给您倒杯水。” 没一会儿，两个穿警服的人走进来，杨大爷噌地站起来，手攥着布包往后缩。 “大爷别急，我们就是问问情况。” 警察蹲下来，指着金条上模糊的花纹，“您看这上面的字，像不像老辈人说的官银？地下挖出来的东西，按规定得交给国家。” 杨大爷脸涨得通红，“我捡的凭啥交？我娃还等着钱救命！” 僵持了半个多小时，警察没硬来，只是从包里掏出本小册子，翻到“文物保护”那页念给他听。 杨大爷不识字，但听着“国家的东西”“老祖宗留下的”，心里那股犟劲慢慢软了。 他想起年轻时村里老人说过，以前地主埋的东西，都是“地下宝”。 天擦黑时，他把布包推过去，声音有点哑：“交，只要能让我娃看上病。” 第二天，县文物局的人来了，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说这是明清时候的官铸金条，上面的“光绪年制”四个字还能辨认，是那会儿国库储备用的，算得上稀罕文物。 没过几天，公社干部送来一个红本本和一沓钱，比杨大爷原先想换的还多些。 他攥着钱直奔县城医院，儿子的腿后来慢慢好了，能拄着拐杖下地。 后来村里人聊起这事，有人说杨大爷傻，也有人说他做得对。 我觉得，在那个连饱饭都得算计着吃的年代，他握着金条的手没抖，心里的秤却比谁都稳。 就像陕西临潼那个农民，1970年挖井时发现兵马俑碎片，也是扛着锄头就往公社跑；河南老农1985年捡到商代青铜器，用架子车拉了二十里地交到县里。 这些庄稼人没读过多少书，却都懂一个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如今省博物馆的展柜里，那两根金条旁边放着张老照片：杨大爷站在自家土屋前，身后是刚修好的篱笆，手里捧着那个红本本，笑得眼角皱纹挤成一团。 说明牌上写着：“1980年，山西农民杨某某上交明清官铸金条两根，重约500克。” 前两年有游客问讲解员，大爷后来咋样了？讲解员指着照片说：“他儿子的腿好了，爷俩种了一辈子地，去年村里修家谱，还把这事写进去了，‘守本分，知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