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晚年写下《我们仨》时，书桌上总摆着一个旧相框。 相框里是1935年她和钱钟书在牛津公园的合影，两人穿着学生制服，并肩坐在长椅上，背后是落满黄叶的梧桐。 台灯的光晕里，她总对着空椅子轻声说话，仿佛钱钟书还坐在对面翻书，钱瑗刚放学回家，书包扔在沙发上。 钱钟书在清华园第一次见到杨绛时，她正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抄诗。 阳光透过高窗斜切进来，在她蓝布旗袍上投下菱形光斑。 这个后来被他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姑娘，当时正逐字誊写着济慈的《夜莺颂》。 两人借着手抄本开始的对话，后来变成了持续一生的学术探讨，连买菜路上都在讨论《管锥编》里的典故。 婚后的日子，他们把书房变成了第二个家。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每天帮他誊写手稿，遇到典故就标注在页边。 1937年钱瑗出生那天，钱钟书抱着襁褓里的女儿，用钢笔在她尿布上写了行小字："欢迎我的小星星"。 这个带着墨香的细节，后来被杨绛写进《我们仨》的开篇，字里行间都是笑泪。 钱瑗长大后成了北师大的英语教授，讲台上总带着母亲传下来的银质书签。 1969年那个雪夜，她把丈夫王德一留下的读书笔记捆成捆，塞进床底木箱。 杨绛看着女儿通红的眼睛，没说安慰的话，只是默默把刚烤好的山芋塞进她手里。 多年后整理这些笔记时，泛黄的纸页间还能找到山芋烤焦的痕迹。 1997年早春，钱瑗躺在医院病床上，给母亲写信时总画满笑脸。 "妈妈，等我好了咱们去吃护国寺的豌豆黄"，最后一封信的末尾，这个59岁的女儿画了三个牵手的小人。 杨绛把信压在相框下，三个月后送钱钟书入院时，老人颤抖着抚摸相框里的合影，梧桐叶的影子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晃动。 整理钱钟书遗作的那些夜晚，杨绛常对着满桌手稿发呆。 《管锥编》的注释写在各种纸片上，烟盒、请柬、甚至购物小票背面都有他的字迹。 她用红笔逐一誊清时，总会想起1938年在巴黎留学，钱钟书为省钱步行去图书馆，回来时皮鞋底磨穿，袜子上全是血泡。 这些带着温度的细节，后来都化作《我们仨》里的文字。 书里写"我们仨失散了"，但翻开书页时，那些夹在字里行间的梧桐叶标本，还带着1935年的阳光温度。 杨绛先生用十年时间，把一家三口的日常，写成了跨越生死的约定。 相框里的年轻人永远坐在牛津的长椅上，而他们的故事，正被每个翻开书的人轻轻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