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是什么原因呢？ 这事儿得从陈永贵的根儿上说起，他本来就是山西昔阳大寨的一个普通农民，42岁才扫盲，一辈子跟黄土打交道，手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哪能习惯钓鱼台的排场！ 钓鱼台国宾馆里，吃饭要按规矩来，连走路都得放轻脚步。陈永贵住的三号楼里，三个服务员围着他转，还有专门的大师傅、司机，一大帮人伺候着一个人，让他浑身不自在。他直犯嘀咕：一个庄稼汉哪用得着这么多人伺候？这些人手要是带回大寨，能多种多少地！ 他想早起扛锄头翻地，院子里全是草坪石板，连块能下锹的土都找不到；想跟人唠唠庄稼长势，服务员只敢干活不敢搭话，更让他憋得慌的是，想去郊区农场干点活，都没法去被保卫被拦了下来，离群众越来越远，他怕自己迟早变成啥也不知道的傻子。 他思来想去，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提出要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回大寨劳动，三分之一跑遍各地看农田。毛主席一看就批了，还特意赞扬了他的想法。分明是看透了权力对人的侵蚀。毛主席一辈子都警惕干部脱离群众，怕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钓鱼台的排场再大，也磨不掉农民干部的本色。 陈永贵后来搬到了东城区的老四合院里，一进门就开垦出一小块菜地，下班回家就扛起锄头种玉米、栽青菜手上的老茧始终没褪。他不迁北京户口，不拿国家工资，靠着大寨的工分和省里的补贴过日子，端着小米粥就着老咸菜，坐在小院板凳上呼噜呼噜吃饭的样子，跟在大寨时没两样。 毛主席的远见就在这儿：干部的根在群众里，权力是人民给的，一旦住进象牙塔，离泥土远了，离群众就远了。陈永贵的难能可贵，在于身居高位仍没忘本；而毛主席的决策，更是守住了共产党干部不搞特殊化的底线，再多的排场也不如脚下的泥土、不如听听身边民众的声音来得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