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李自成的大将田见秀投降了多尔衮，多尔衮大喜，想提拔田见秀，没想到范文程对多尔衮说：“此人是李自成的心腹大将，地位和刘宗敏相当，不能让他活着。”多尔衮思虑一番后，下令将田见秀及其部下三千人斩了。 田见秀被斩发生在顺治三年（1646年）春。这位李自成麾下曾封“泽侯”的大将，在潼关战败后随李自成撤退，经历了大顺政权由盛转衰的全程。当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后，大顺军余部分为多股，田见秀与刘体纯、吴汝义等率部转战湖广，最终在重重围困中选择降清。他的投降曾被清廷视为重大胜利——毕竟，这是大顺核心集团中第一个率整建制部队来降的顶级将领。 然而，当田见秀被引至多尔衮面前时，这位摄政王的欣喜很快被冷静的政治计算取代。此时的多尔衮已坐镇北京近两年，对如何处置农民军降将积累了丰富经验。早前如唐通、董学礼等早期降将，因实力有限且投降时机早，多被任用为前驱；但像田见秀这样曾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处理起来则复杂得多。 范文程的谏言绝非一时兴起。这位汉人谋士自努尔哈赤时期便效命后金，深谙中原政治文化。他提醒多尔衮注意田见秀的两个关键身份：一是“李自成心腹”，二是“地位与刘宗敏相埒”。刘宗敏作为大顺军二号人物，曾拷掠明朝百官，在北方士绅中恶名昭著。将田见秀与之并列，实则在触动满汉统治阶层最敏感的神经——能否信任一个曾深度参与“流寇”核心决策的降将？ 更深层的考量在于局势变化。1646年的清廷已基本平定北方，目光转向南方南明政权与农民军残部的联合抵抗。此时若厚待田见秀，可能产生双重风险：既可能让其他农民军将领误判形势，以为可随时降而复叛；更可能引发已归附的明朝旧臣不满——这些文官武将多年来视农民军为死敌，清廷需要维系他们的支持。 历史记载中，田见秀的结局颇具象征意义。与他同时被诛的还有曾在大顺政权任兵政府尚书的张璘然、礼政府侍郎巩焴等文臣，以及三千旧部。这个规模意味深长——既展示清廷对潜在威胁的肃清决心，也避免引发大规模动荡。行刑地点选在京城闹市，显然带有警示意味。 值得玩味的是，与田见秀形成对比的是稍早投降的刘良佐、左梦庚等明军将领，这些人虽同样带兵来降，却多得以保全甚至继续统兵。差异待遇背后，是清初对不同政治身份降臣的区分逻辑：明朝旧臣属于“贰臣”，而农民军首领则被视为“逆贼”，在道德评判与政治风险上存在本质区别。 这一事件也折射出多尔衮执政风格的变化。入关之初，清廷对归顺者多采取怀柔政策；随着统治逐渐稳固，对“忠诚度”的要求日益严苛。处决田见秀可视为一个转折信号：清廷不再满足于表面归顺，开始系统清除那些被视为“隐患”的降人。 田见秀之死的影响悄然扩散。消息传至湖广、川陕，仍在抵抗的大顺军余部更加坚定了不降决心。刘体纯、李来亨等将领率部转入三峡地区，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夔东抗清”历程。而清廷方面，则通过此举向天下昭示：对于农民军核心势力，绝无妥协余地。 站在宏观历史视角看，1646年春天的这次处决，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终结，更标志着明清鼎革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完结——那种混沌多变的“多方角逐期”正在过去，新的统治秩序开始用最冷酷的方式划定界限。田见秀和他的三千部众，成了这个转折点上最早的祭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