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声敲门。儿子差点把门关上，直到看见那双眼睛。 1961年，北大物理学家王承书下班后再没回家。丈夫找遍北京，只得到三个字：涉密。她签了绝密文件，去西北戈壁搞铀浓缩。十七年，音讯全无。 有人说这是牺牲，说这是伟大。都对。但我心里堵得慌，像有块石头压着喘不上气。不是感动，是另一种东西。 你想想那场景。儿子从小学等到工作，被问起妈妈去哪儿，只能低头说不知道。丈夫守着空房间，对着门板发呆。而她在戈壁滩，把钢笔揣怀里用体温化开墨水，半夜想家了摸出照片看一眼，又狠狠塞回箱底。两边都在熬，都在等，都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这哪是“奉献”两个字能说清的？这他妈是把一个人活生生劈成两半，一半给国家，一半留在那个回不去的家里。 最扎心的是什么？是这种劈开，是她自己选的。而且是清醒地、知道代价地选。她签的不是一份工作，是一份“卖身契”：不公开姓名，不发论文，不接受采访。对科学家来说，这就是学术自杀。她知道。但她更知道，如果她不签，原子弹的心脏就造不出来，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永远挺不直腰杆。所以她选了。选了用自己后半生的“消失”，去换一个民族的“出现”。 所以别再说什么“伟大女性”了。这词太轻，配不上她。她干的事，是把“王承书”这个人从世界上擦掉，然后用擦掉的灰，在戈壁滩上写出“中国”两个字。 那声敲门等了十七年。门后的眼泪也攒了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