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早春，高邮城内外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 在东门附近那座阴森的国民党监狱里，墙壁沁着南方特有的潮湿水汽，混杂着铁锈和绝望的气息。 关押在此的十几名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原金沟区区委书记黄益民、区长于哲民等人，已能隐约听见北面传来的零星炮声。 希望与死亡同时逼近，牢房中的夜晚格外漫长。 此前数周，不断有同志在“夜审”的名义下被带走，再无音讯。 大家心知肚明，东郊那片荒芜的旧窑墩，成了最终的刑场。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一个周密的越狱计划在绝境中酝酿成形： 身强力壮者负责冲击第一道关卡，心思缜密者制造混乱，其余人掩护与断后。 他们甚至约定，以一段特定的京剧唱腔作为行动暗号。 然而，叛徒的出卖让一切功亏一篑。 行动前夜，牢门被粗暴踢开，闯进来的不是同志，而是满脸杀气的狱卒和保安队。 精心准备的工具被搜出，主要组织者被单独提出，经历了数日惨无人道的刑讯。 当遍体鳞伤的黄益民被扔回牢房时，他以为末日将至。 可处决并未立即执行。 一个雨雾朦胧的清晨，他们被反绑双手，用一根麻绳串联，押出了监狱。 令人意外的是，队伍并未走向东边的刑场，而是折转向南。 负责押送的是一名面容清癯的国民党军官，268团代团长张我疆。 他骑在马上，深绿色军大衣的下摆不断滴水，沉默地走在队伍前头。 这是一次残酷的急行军，速度之快让这些长期受虐、营养不良的囚犯难以承受。队 伍沿着运河边的泥泞道路向南，沉重的脚步和粗重的喘息是唯一的声响。 第一个倒下的是女党员高春兰。 长期的监禁和刑罚早已耗尽了她的体力，草鞋磨破，每走一步都留下暗红的脚印。 她终于瘫倒在地，对押送的士兵嘶声道： “给个痛快吧。” 张我疆勒住马，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 两名士兵上前将她拖向河堤下的芦苇丛。 几声枪响划破清晨的寂静，惊起一群水鸟。 队伍里无人回头，但每个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同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路途上次第上演： 体力不支的同志被拉出队伍，远处传来枪声，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只是队伍又短了一截。 当抵达一个叫张家庄的村落时，长长的绳索上仅剩下四名踉跄的身影。 张我疆下令在此休整，并将这最后的四人关进一处简陋的土坯房。 那一夜月光惨白，黄益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张我疆压着嗓子的怒吼，似乎是在与电话另一头激烈争执。 翌日清晨，事情发生了匪夷所思的转折。 张我疆亲自打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晨光勾勒出他疲惫的轮廓。 他沉默地扫视着四个形容枯槁的囚犯，然后，用沙哑但清晰的嗓音说： “往北走，回家去。” 他甚至递过一个粗布小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个冷硬的干粮饼。 “枪声是给上头听的，” 他顿了顿，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他们都还活着，在沿途的老乡家里。” 言毕，他迅速转身离开，仿佛从未停留。 黄益民等人将信将疑，互相搀扶着向北逃离。 数日后，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踏入解放区时，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让他们目瞪口呆： 高春兰、吴克春……所有那些被认为已遭处决的同志，竟都陆续被地下交通站护送归来。 原来，每一次枪响，子弹都射向了天空； 每一个被拖走的人，都被张我疆暗中安排，隐匿于可信的农户家中。 他利用职权，导演了一场瞒天过海的“假处决”，在森严的军令与冷酷的战争机器缝隙中，硬生生凿开了一条生路。 历史的面貌往往在尘埃落定后逐渐清晰。 后来有资料提及，这位张我疆团长，其身份远比表面复杂。 在奉命执行“就地处决”的严令时，他选择了用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方式，既未公然抗命，又悄悄保全了十数条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黄益民在内的多位获救者，都曾竭力为这位身处敌营却存有良知与勇气的军官作证，陈述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曲折往事。 高邮城不久后获得解放，红旗插上了城楼。 而张我疆其人与他的真实意图，已随历史洪流远去，留下一个在黑暗时刻闪烁着微弱人性光华的背影。 这个故事超越了简单的敌我叙事，揭示在宏大历史转折的夹缝中，个人抉择所能迸发出的、复杂而真实的勇气。 那声射向天空的枪响，不仅是对生命的放行，也成了那个黎明前夜，一个关于良知未泯的隐秘注解。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高邮发现珍贵革命历史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