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德云社十几年，李菁从没说过一句郭德纲的不是。更绝的是，德云社有人结婚，他真到场；郭德纲有演出，他公开捧场；曲协有活动，他还和老郭同台。不躲不避，落落大方。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2010年初秋，北京的气温还未完全转凉。 德云社后台的化妆镜前，李菁仔细地把大褂的盘扣一粒粒系好。 镜子里的自己穿着这件熟悉的蓝色大褂已经十三年了，袖口处有处不显眼的磨损，那是多年扶案说书留下的痕迹。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上台的铃声，而是提起早就收拾好的布包，转身走出了这个他参与创建的地方。 门外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一片叶子落在他肩头，他轻轻拂去，没有回头。 时间倒回1998年。 北京南城一处不起眼的茶馆里，台下只坐着零星几个茶客。 二十三岁的李菁握着快板站在侧幕，手心有些出汗。 台上，比他大几岁的郭德纲正说着单口相声《丑娘娘》。 一个包袱甩出去，台下传来稀稀拉拉的笑声。 那晚演出结束分账，每人到手二十六块五毛钱。 郭德纲数出钱递给李菁时苦笑道： “兄弟，对不住，就这点。” 李菁没接话，只是默默把钱揣进兜里。 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后台，把快板擦得锃亮。 那些年，他们挤在狭小的后台对词。 冬天没有暖气，李菁说话时能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 郭德纲常把自己那件旧军大衣分一半裹在他身上，两个人挤在一起琢磨包袱。 有次深夜散场，末班公交车已经没了，两人蹬着自行车穿过空荡荡的胡同。 郭德纲在前面哼着戏腔，李菁在后面应和，车链条的响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那时他们想的不是成名，而是明天怎么能让台下多两个观众。 转变发生在2005年。 德云社突然火了，剧场外的黄牛票炒到天价。 后台变得拥挤不堪，新来的学员恭恭敬敬地喊“师哥”“老师”。 李菁发现郭德纲越来越忙，忙到两人很久没有像以前那样，泡一壶高末，能对着一个本子磨到天亮。 分歧的种子悄然发芽。 李菁看重的是“磨”，一段活不磨上百八十遍不上台； 而德云社的新模式是“快”，三个月出师，半年攒底。 2010年夏天的那场风波成为转折点。 李菁没有公开表态，但在弟子打人事件后的内部会议上，他坚持应该先赔礼道歉。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郭德纲看着他，眼神复杂。 最终会议不欢而散。 那个月，李菁推掉了所有电视通告，每天就在自己租的小排练场里，一遍遍打磨一段传统数来宝。 锤子敲打竹板的声音清脆规律，像是某种坚持，也像是倒计时。 离开那天平静得不像告别。 李菁把大褂整整齐齐叠好放在衣箱最上层，钥匙留在化妆台上。 走出剧场时，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他没有删除郭德纲的电话，只是把备注从“郭哥”改成了“郭德纲”。 单干后的路并不好走。 第一场个人专场，票只卖出一半。 站在侧幕准备上台时，李菁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回到了十三年前那个只有几个观众的茶馆。 但他深吸一口气，打起快板，声音依然清脆利落。 后来他慢慢组建了自己的小班子，不追求规模，只求每个节目都能对得起“艺术”二字。 这些年，两人在曲艺界的活动上偶遇过几次。 第一次是在一次曲协的座谈会上，隔着一个座位。 郭德纲先点了下头，李菁也回了个礼。 没有寒暄，但也没有回避。 2018年，德云社一位“云”字科弟子结婚，李菁收到了请柬。 他包了个红包准时到场，坐在亲友席不显眼的位置。 新人来敬酒时，他站起来认真说了句“白头偕老”。 出门时在酒店大堂遇见郭德纲，两人同时停下脚步。 “最近忙吗？” 郭德纲先开口。 “还行，弄了个小园子。” 李菁答。对话只有两句，但足够体面。 如今李菁的剧场不大，常来的都是懂行的老观众。 他依然坚持每段节目必须排练三十遍以上，依然会在演出结束后留下来，和愿意交流的观众聊上一会儿。 有次散场后，一个年轻观众问他后不后悔离开德云社。 李菁正在收拾快板，闻言顿了顿： “人各有志。我在哪儿，相声都是这么说的。” 窗外的北京城灯火璀璨，德云社的新剧场在城市的另一头热闹非凡。 而这个小园子里，快板声清脆，像是对一个时代温和的坚持，也是对另一种选择安静的证明。 那些共同的岁月没有消失，只是化作了不同的道路，延伸向各自认为值得坚守的远方。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网——德云社遭遇四次出走风波 李菁曾指发展空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