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位北京扫地老妇向政府捐款24亿，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但这位老妇一直谦卑地说：“我是替丈夫赎罪的。” 门卫盯着眼前这个穿褪色蓝布衫的老太太，手里捏着的捐款单差点飘到地上。 24亿？他下意识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老人磨得起毛的解放鞋。 那会儿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三四十块，这数字够一个人不吃不喝挣四万年。 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直到老人从布袋里掏出泛黄的地契，大家才意识到这不是玩笑。 调查组后来去了老人住的胡同，斑驳的院墙上爬满牵牛花。 屋里没像样的家具，唯一的电器是台黑白电视，桌角放着个掉瓷的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支旧毛笔。 当老太太说出“我是赵欣伯的妻子”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这个名字在历史课本里出现过，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当年的大汉奸。 赵欣伯留过洋，拿过日本明治大学的法学博士，本该有光明前程。 可他偏偏选了条歪路，九一八事变后给日本人递上《满洲国建国方案》，还帮着制定那些压迫同胞的法律。 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关进监狱，没等审判就病死了。 留下这个女人，带着孩子，从云端跌进尘埃里。 老太太开始在北京西城区扫大街，每天天不亮就推着扫帚出门。 有人说见过她在路灯下教儿子读书，用的还是自己裁的纸。 1970年代末，日本那边突然冒出人要抢赵家在东京银座的房产。 老太太急了，跑到外交部申请援助。 那会儿刚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政府出面帮她打了三年官司，最后靠DNA鉴定才把那些产业拿回来。 拿到遗产那年，老太太已经七十多了。 她没要那些在日本的房产，直接让律师全换成现金汇回国内。 有人劝她留着给子孙，她摇摇头说，这些钱沾着血，用着不安心。 后来这笔钱大部分投进了北京地铁建设，还有一部分成了希望工程的启动资金。 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她扫地时那个动作，总把砖缝里的烟头都抠出来。 三十多年扫街生涯，扫去的何止是路上的灰。 老太太后来还是住在那个小胡同里，只是桌上多了个相框，里面是穿工装的儿子和他设计的大桥图纸。 去年我去坐地铁2号线，路过东直门站时突然想起这个故事。 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里，好像藏着一个老人推着扫帚走过的沙沙声。 她没留下什么名言，只在捐款单背面写过一句话：“干净的钱，花着才踏实。” 现在那些用她的钱建起的学校里，孩子们正在读着“爱国”两个字，这或许就是她想要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