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1939年的乐山沙湾，有一场迟到了27年的“相见”。 为了给父亲奔丧，早已名满天下的郭沫若带着年轻貌美的第三任妻子于立群回到了老家。当众人的目光聚焦在这位文坛巨匠身上时，那个在郭家耗尽了半辈子光阴的女人张琼华，第一反应却是逃跑。她觉得自己粗手笨脚、满头白发，甚至不配出现在这位“丈夫”面前，一头扎进柴房躲了起来。最后，还是公公强行把她拉出来见人。 面对这个局促不安的女人，郭沫若深深鞠了一躬。这一躬，被旁观者解读为歉意，甚至是一种新派文人的风度。可对于张琼华来说，这更像是一道最后判决。当晚，她默默把守了27年的洞房腾了出来，让给丈夫和他的新欢，自己则蜷缩在堂屋的冰冷长凳上凑合了一夜。 那一夜的堂屋格外冷，而在那个本该属于她的婚房里，张琼华不仅失去了身为妻子的位置，甚至失去了最后的体面。 这一切悲剧的种子，早在1912年的那个喧闹夜晚就埋下了。 那一年的郭沫若还叫郭开贞，满脑子都是反抗旧礼教的新思想。母亲为了把他拴住，特意撒谎说病危，又托媒人吹嘘女方是一双没裹过脚的“天足”。可当大红盖头被挑开，新青年郭沫若看到的是一个裹着小脚、面容grim的旧式女子。那一刻，他对包办婚姻的憎恶达到了顶点。 在后来那部声名远扬的自传体小说《黑猫》里，他以几近尖刻之态，将那晚的新娘描绘成“露天的猩猩鼻孔”。嫌弃之情，溢于言表。 当郭沫若愤而拂袖，欲转身挣脱这如囚笼般的境地时，张琼华曾有过一次卑微的挣扎，似在命运的洪流中徒劳地抓着最后一丝希望。她死死拉住丈夫的衣袖，不仅是为了挽留，更是为了生存——在那个“无后为大”的旧山村，没有孩子的女人连呼吸都是错。她哀求着给他留个孩子，哪怕只是个念想。但回应她的，是男人决绝抽回的手臂，和之后长达68年的守活寡。 婚后仅五日，郭沫若便匆匆返回成都。翌年，他更是毅然决然地远渡重洋，奔赴日本，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 这场婚姻对他而言，可能只是追求自由路上的一个小插曲，是一次需要被打破的封建枷锁。他在日本很快找到了灵魂伴侣佐藤富子，那个被他唤作“安娜”的女子，与他并在东京同居，接连生下了五个孩子。当他在樱花树下写着滚烫的情诗，歌颂恋爱自由时，远在四川老家的张琼华正在经历另一种人生。 郭沫若这一走，把“孝道”全甩给了张琼华。 她于家中的角色，远非妻子这般定位可比。在日常的琐碎里，她更似一位不计报酬、恪尽职守的高级保姆，默默操劳，却未得妻子应有的温情与地位。公公后来瘫痪在床，是她没日没夜地端屎端尿；婆婆病重，是她衣不解带地伺候在侧。邻居们都看在眼里，说她比家里的长工还苦累。而在繁重的劳作间隙，这个被遗忘的女人唯一的寄托，竟然是那个男人留下的废纸。 郭沫若读书时的作业本、书信、哪怕是一张草稿，都被她视若珍宝地收藏起来。她甚至天真地把当年出嫁时的红嫁衣翻出来缝补好，拍了张照片寄去日本，试图唤回丈夫的一丝顾念。那封信就像投入深海的石子，没有激起半点浪花。 其实张琼华一直备着半幅没绣完的肚兜，那上面的鸳鸯始终没有眼睛——按照老理儿，那最后一笔得等有了孩子才能点上。但这双鸳鸯，直到她入土都一直是瞎的。 1939年那次充满讽刺意味的重逢后，郭沫若似乎想要用物质来填补这份亏欠。他给张琼华分了父亲遗产的一部分，让她能收些租谷度日。建国后，每月的15元生活费也从未断过，偶尔还会托人从北京带些布料和东西回去。 于这诸多物件之中，有一口铝锅尤为醒目。它周身锃亮，宛如被岁月精心打磨，在周遭泛着独特的光。 据说直到1980年张琼华孤独去世时，那口铝锅还被崭新地供在家里，她舍不得用，因为那是“他”给的。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尽管已经卖零食、做针线活糊口，生活极为清苦，她依然死守着“郭家媳妇”的名分，把郭沫若写的“书付琼华”四个字奉为至宝。 那个追求全人类解放的大文豪，终究没能把自由分给这个在他身后站了一辈子的女人一点点。在张琼华的人生账本里，全是单方面的付出：她用68年的孤寂，成全了郭沫若的自由与飞翔，替他尽了为人子的孝道，最后得到的，不过是记事本上一句冷淡的“蜀地有妇，善持家”，以及那口永远没有机会温热饭菜的铝锅。 当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闭上眼时，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后悔过1912年拉住衣袖的那一刻。只是那半幅鸳鸯肚兜，最终还是没能等到点亮眼睛的人，陪着她一同化为了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