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这件事，让人想起抗战时期的那场“文物长征”，史称“文物南迁”。 1933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国宝长征”——13427箱故宫文物穿越战火，辗转16年万里跋涉，最终以近乎零损毁的奇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标杆。 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后，北平危在旦夕。故宫院长易培基力排众议推动南迁，驳斥胡适等学者“留平更安全”的主张，疾呼：“国家可复兴，文物毁则永失！”。 为避开日军耳目，工作人员用棉布包裹车轮、马蹄，在太和门广场夜以继日打包。精选文物涵盖青铜重器（散氏盘、石鼓）、书画珍品（《快雪时晴帖》《富春山居图》）等19816箱，耗时一年多完成四层防护包装。 然后采取了三路水陆并进的战略路线。 南路（80箱顶级文物）：南京→长沙→贵阳→安顺华严洞（深400米天然溶洞），全程军民接力运输，贵州百姓无偿出让土地修建库房防潮设施。 中路（9369箱）：经三峡逆流而上，纤夫以血肉之躯拉船渡险滩，押运员朱学侃因夜间检查船舱坠亡殉职。 北路（7286箱）：翻越海拔3000米秦岭，骡马车队遇暴雪险坠崖，宝鸡至汉中段48天生死跋涉。 最后，历经14年、跨越10余省，19557箱文物（含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文物）仅3箱因山体滑坡受损，其余完好率超99.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二战最成功的文化遗产救援”。 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部分回归故宫，另有部分仍存南京（2221箱）与台北（2972箱），其中迁台文物占原南迁总量22%。2019年两岸合作影印《四库全书》时，欧阳道达之子感慨：“木箱编号相同，本是同根生。” 这场南迁，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民族对文化根脉的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