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南极考察站里，27岁的苏联医生给自己注射了麻醉剂，然后亲手切开了自己的肚皮，没有人能想到，他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在南极新拉扎列夫考察站那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白色世界里，生和死之间的距离，常常薄得吓人，可能只隔着一层帐篷布，也可能像1961年4月那样，只隔着一个人自己腹部的一道切口。 那天晚上，27岁的列昂尼德·罗戈佐夫很清楚，自己遇到的不是普通的病痛，而是一道几乎无解的死局，他是这支科考队里唯一的医生，平日里负责照看13个人的健康，可偏偏这一次，倒在病床上的人变成了他自己。 最开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症状，体温升到38.5℃，人开始发虚、反胃，右下腹隐隐作痛，对任何一名外科医生来说，这种情况再熟悉不过了。 只要在城市医院，推进手术室，半个小时就能解决，连住院都未必需要太久，但问题是，这里是南极。他们为了来到这里，搭乘“奥比”号在海上漂了36天，与外界的联系早就彻底切断。 窗外的暴风雪已经连续肆虐了三天，狂风卷着雪砸在建筑外壁上，连最原始的极地飞机都不可能起飞，更别说有船能靠岸救人。 罗戈佐夫尝试了能想到的一切保守办法，可疼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一阵比一阵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那个发炎、肿胀的阑尾正在一步步逼近失控的边缘。 作为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阑尾穿孔，在这种环境下意味着什么,没有条件处理严重感染，没有无菌病房，也没有后续救治，腹膜炎几乎等同于死亡通知，而且拖不了一天。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残酷得近乎荒谬：如果不动手术，他必死无疑；可要动手术，执刀的人只能是他自己。 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拍脑袋的逞强，而是冷静权衡之后的唯一选择，他强迫自己把“我是病人”这个念头压下去，用医生的身份开始一项近乎疯狂的准备工作。 队员们的宿舍被临时清空，改造成简易手术室，那些本来用来修设备、测气象的金属工具，一样样丢进锅里反复煮沸消毒。能用上的灯、镜子、纱布，全被集中起来。 更难的是人手问题，站在“手术台”旁的，不是护士，而是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气象员和机械师，罗戈佐夫忍着腹部的剧痛，一遍一遍给他们讲解要做什么：谁负责照明，谁递器械，什么时候该递纱布，什么时候必须立刻停手。 他甚至把一支肾上腺素针剂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冷静地交代最坏的情况，如果他在手术中昏迷，其他人必须马上给他注射强心针，用氨水刺激他醒来。 晚上10点，一切准备就绪，这场与死亡抢时间的行动正式开始，局部麻醉打进身体时，他只是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拿起手术刀，在自己的腹部划下第一刀。 这个动作他做过无数次，本该再熟练不过，可现在的每一下都变得异常困难，由于无法低头直视创口，他只能在腹部上方架起一面镜子，通过反射观察手术区域。 问题是，镜子里的画面左右完全颠倒，哪怕一瞬间的判断失误，刀锋就可能偏离，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好几次，他发现自己的大脑根本适应不了这种错乱的视觉信息，只能索性闭上眼睛，把手伸进腹腔，完全依靠指尖的触感来分辨组织和器官。 在那种血液和体液混杂的环境里，他几乎是在“摸着黑”操作，一次失手，他不小心划伤了自己的肠道外层，那一刻，恐惧猛地涌上来，但他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咬紧牙关，把破损的地方一点点缝合好。 失血和疼痛带来的眩晕不断袭来，每操作几分钟，他就不得不停下来，靠在枕头上喘气，短短二十秒的休息，对他来说都是救命的缓冲。 恶心感反复翻涌，但他强迫自己稳住呼吸，继续下一步。 旁边的队友们一个个脸色惨白。拿着照明镜的机械师，平时手稳得很，可此刻却止不住地发抖，整个房间里，唯一清晰而镇定的声音，就是罗戈佐夫不时发出的指令：“再照亮一点”“把钳子给我”，这些简单的话，成了支撑所有人的支点。 在一次次摸索之后，他的手指触碰到了那段已经坏死、颜色发暗的阑尾，再晚一点，它就会彻底穿孔，切除、结扎、止血，当最后的危险源被处理掉时，屋子里紧绷到极限的空气才像是突然松开了。 从开始到结束，整整105分钟，缝完最后一针时，他几乎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作为医生的本能仍在，他强撑着清点器械，检查伤口，确保没有留下任何隐患。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给自己制定换药和观察计划，看着体温一点点降下来，看着伤口慢慢愈合，两周后，那道疤痕稳稳地留在腹部，成为他从死线上走回来的证明。 消息传回国内后，世界为之震惊，后来，在圣彼得堡，人们为他立起雕塑，定格了他手持手术刀、神情冷静的形象。 但这件事留下的意义，远不止一次传奇，从那以后，各国的南极考察任务几乎都写进了一条硬性规定：要么配备两名医疗人员，要么具备随时紧急撤离的条件。 对此你怎么看？ 信源：冰原上的手术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