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的翻译。他与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因此对他们的品质、才华也很了解。 他对遵义会议的回忆，虽然是在1982年，但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熟悉遵义会议， 1925年，17岁的伍修权怀揣着革命理想，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异国的课堂上，他与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人朝夕相处，一起钻研革命理论，一起探讨救国道路。 伍修权后来回忆，王稼祥为人沉稳，思考问题总能直击要害，哪怕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从不会偏离问题本质；张闻天学识渊博，看问题通透深远，常常能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博古则充满激情，做事雷厉风行，只是有时略显急躁。这段同窗岁月，让伍修权对几人的性格、才华和思想主张有了最直观的认识，也为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准确传递各方观点打下了基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一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此时的伍修权，身兼李德翻译的重任，全程列席了这场从15日持续到17日的历史性会议。 他后来坦言，参会前心里满是忐忑，毕竟当时红军刚经历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党内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积累到了顶点。会议一开始，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试图为“左”倾错误指挥辩解，话语间难掩无奈。伍修权逐字逐句地翻译着，能清晰感受到博古语气里的挣扎——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同学，此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紧接着，张闻天站了起来，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伍修权记得，张闻天的发言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每一个观点都直指问题核心，没有丝毫含糊。 王稼祥随后发言，他刚从担架上被抬进会场，身体还十分虚弱，却用坚定的语气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伍修权翻译这些话语时，能感受到会场气氛的微妙变化，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悄然凝聚。 作为李德的翻译，伍修权的处境十分特殊。他既要准确传达这位共产国际顾问的观点，又清楚地知道李德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会议中，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提出了符合红军实际的作战方针。 伍修权逐句翻译给李德听，看着李德从最初的不屑一顾，到后来的面色铁青，再到最终沉默不语。他后来回忆，李德虽然固执，但在事实面前也无法否认自己的失误，只是不愿公开承认。 伍修权在回忆中特别提到，遵义会议没有搞人身攻击，没有算旧账，所有人的发言都围绕着军事路线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哪怕是观点对立的同志，也都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诚，这种实事求是的氛围让他深受触动。 会议最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伍修权见证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全过程，他翻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注脚。 1982年，已是古稀之年的伍修权接受党史部门采访，详细回忆了遵义会议的细节。时隔近半个世纪，许多具体的话语或许已经模糊，但会议的核心进程、关键争论和最终决策，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的回忆没有掺杂个人恩怨，既客观描述了博古、李德的失误，也肯定了他们对革命的初衷；既赞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也还原了会议中民主讨论的真实场景。这种基于亲身经历和同窗了解的回忆，比单纯的文献记载更具温度和可信度。 伍修权的特殊身份，让他成为了遵义会议独特的见证者。他既是异国同窗情谊的亲历者，又是历史转折的旁观者，更是关键信息的传递者。 他的回忆，填补了党史记载中的诸多细节空白，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看到遵义会议如何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亲历者的记忆里，伍修权用客观真实的讲述，为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那段峥嵘岁月的窗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