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眼见李自成已有数十万大军，崇祯不得不将关在监狱三年、已聋了一只耳朵的名将孙传庭放了出来，任命为三边总督，让其挽救局势。 孙传庭不是忽然冒出来的将星。他是山西代州人，万历年间进士，早年做知县时就敢跟豪强较劲，把吞占田产的乡绅法办，百姓背后叫他“铁面孙青天”。后来在辽东练兵，他看出明军火器与骑兵协同的短板，写成《练兵实纪》呈上去，虽没被朝廷全用，却让不少人记住这个“懂行又敢说”的文臣。 崇祯九年，他临危受命剿农民军，在潼关南原用“车营”战术——把战车围成方阵，配火铳、弓箭，中间藏骑兵机动，一战把高迎祥的队伍打崩，高迎祥被俘后押到北京处死。这本是扭转局势的胜仗，可崇祯听信监军太监的话，说他“拥兵自重”，一道圣旨把他下狱，一关就是三年。牢里潮湿，他右耳生了疮没及时治，烂得听不见声，出来时左耳也得贴紧了才能听见旁人说话。 1642年的明朝，已经是根快烧断的蜡烛。李自成从商洛山出来，收编了罗汝才的队伍，又开仓放粮收民心，队伍滚雪球似的涨到几十万。河南、湖北的州县要么投降要么被攻破，北京城里粮食价一天翻三倍，守城的禁军连饷银都发不出。 崇祯急得睡不着觉，大臣们提了几个名字，要么病死要么不敢接令，最后想起监狱里还有个孙传庭。召见时，孙传庭跪在地上叩头，右耳淌着脓水，声音发闷：“臣耳聋眼花，怕误国事。”崇祯红着眼圈说：“除了你，没人能挡李自成了。” 孙传庭接的不是美差，是个烂摊子。三边总督要管陕西、甘肃、宁夏的兵，可这三地的精锐早被之前的败仗耗光，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武器要么是生锈的刀枪，要么是打不响的鸟铳。他从狱中出来时，连件像样的铠甲都没有，还是夫人连夜翻出陪嫁的银簪换了套旧棉甲。 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整顿军纪——他抓了个克扣军粮的参将，当着全军砍了头，喊“饿肚子的兵打不了仗”；第二件事是造兵器，陕西的工匠被他组织起来日夜赶工，把废铁熔了铸火炮，把手推车改成能架火铳的“小战车”。可时间不等人，李自成的先锋部队已经打到洛阳，崇祯催他“速出潼关，收复河南”。 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了。刚出潼关，就遇上下大雨，道路泥泞得连战车都推不动，士兵们踩着没过脚踝的泥行军，不少人发烧拉肚子。更要命的是，朝廷催战的圣旨一道接一道，连“十日破敌”的死命令都下来了。 孙传庭急得嘴角起泡，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挪，结果在郏县被李自成的伏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农民军假装撤退，引明军追进山谷，再从两边山上往下扔石头、射火箭，明军的战车陷在泥里动不了，火铳淋了雨全哑了。这一仗，孙传庭的亲兵营几乎拼光，他自己的坐骑也被砍死，徒步跑了二里地才捡回条命。 战后他给崇祯写奏疏，说“兵疲饷绝，不可轻进”，可崇祯不信，骂他“畏敌不前”。其实孙传庭心里清楚，就算有百万大军，没有粮草和休整时间，也是送人头。可君命难违，1643年他再次率军出关，这次带的兵里有不少是新招募的饥民，连枪都不会拿，只认得“跟着孙总督有饭吃”。 走到汝州，粮草断了，士兵们饿得拿草根充饥，有人开始逃亡。李自成抓住机会，派轻骑兵绕到明军后方烧粮仓，这下军心彻底乱了——饿肚子的兵哪还顾得上纪律，纷纷扔下武器投降。孙传庭带着亲信往潼关跑，路上中了流箭，从马上摔下来，被农民军追上。他拔出佩剑想自刎，手却抖得握不住，最后被砍死在乱军里，时年51岁。 有人说孙传庭是“生不逢时”，可细想，他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崇祯刚愎自用，听不得真话，明明给了孙传庭三年牢狱，等火烧眉毛了才放出来，又不给他调拨足够的粮草兵力；孙传庭自己也有局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忠君思想让他没法像李自成那样“先活下来再谋天下”。但更戳人的是，一个被关了三年、耳聋体弱的将领，出来后没抱怨没逃跑，带着一群残兵跟几十万大军死磕，最后连尸首都没找全——他不是输给李自成，是输给了明朝这台早就锈死的机器。 现在回头看，1642年崇祯放孙传庭出来，像极了人掉进水里抓救命稻草，可稻草本身就有窟窿。孙传庭的死，没挡住李自成进北京，却让后人看清：一个王朝走到末路，不是缺一个名将，是缺能听真话的君主，缺能容错的制度，缺把“人”当人看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