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卢麒元这次在北京的公开表态，算是戳中了东方大国当下立法领域的一个“隐性痛点”。 他可不是凭空敢说这话的人。祖籍四川、生于山西的卢麒元，1987年从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一脚踏进了财政部文教司，后来又在信托公司、香港资本圈摸爬滚打三十年，既懂政策制定的门道，又熟市场运作的规则。澳洲留学的经历让他看清了所谓“国际标准”的真面目，财政部的工作经验让他深知立法对国家发展的分量，这种跨界履历，让他的发声自带沉甸甸的说服力。 这次他直指的“隐性痛点”，核心就两件事：立法中“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盲从，还有对立法者背景审查的缺失。他说得直接，“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光伏产业刚兴起时，欧盟就用所谓环保标准设卡，让咱们的出口企业举步维艰；入世时的一些妥协条款，二十年后还在制约高端制造业和农业发展。那些看似公平的“国际标准”，很多是欧美主导制定的，背后藏着保护自身利益的小心思，咱们盲目照搬，无异于给自己套上枷锁。 更关键的是立法者的审查问题。他提出“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不是搞极端，而是见过太多利益输送的隐患。国外早就有成熟机制，美国议员要定期披露财务状况，俄罗斯对能源、国防领域立法者的亲属背景都有严格要求。咱们现在有备案审查制度，2024年就纠正了不少问题法规，比如有的地方乱设罚款、给企业加不合理负担，但对立法者个人背景的系统性审查，确实还有完善空间。立法是给国家定规矩，制定规矩的人如果有利益牵绊，规矩怎么可能公平？ 有人觉得他的说法太激进，全球化时代哪能脱离国际标准？这话有道理，但理解偏了。卢麒元反对的不是接轨，而是单向的盲从。现在咱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G、数字经济领域已经能输出中国方案，没必要再一味跟着别人的规则走。基层立法联系点十年间发展到60个，带动省市设立七千多个，普通百姓的意见能直接走进立法过程，残疾人建议优化农村无障碍设施、中学生提议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些都说明咱们的立法能兼顾民意和实际。 真正的立法智慧，是既不闭门造车，也不盲目跟风。要吸收国际标准的合理部分，但更要立足自己的国情和利益；要保障立法的专业性，更要守住立法的公正性。卢麒元的发声，本质上是提醒大家守住立法主权，别在规则制定上吃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