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1948年，地下党员李维嘉拖着接头后累得半死的身体，沿着平时回家的路走，他不知道，就在几个街区的外面，有人已经布好了陷阱，等着他自投罗网。 李维嘉不是天生的革命者。28岁的他，原本是沪江大学的英语教师，西装革履，温文尔雅，学生们都爱听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46年，国民党特务冲进课堂，抓走了两个参与反内战游行的学生。他看着学生被按在地上拖走，哭喊着“李老师救我”，那一刻，粉笔从他手中滑落，教书育人的理想碎了一地。 他当晚就找到了地下党组织。“我想做点有用的事，哪怕是送一封情报，递一张纸条。”他的入党介绍人告诉他，地下工作就是在刀尖上跳舞，随时可能牺牲。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传递军火库分布图。伪装成商人，提着装满课本的箱子，箱子夹层里藏着用油纸包好的情报。火车上，国民党宪兵反复搜查，刺刀戳破了课本，他强装镇定，说“都是学生的复习资料”，硬是蒙混过关。 家里的妻子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经常“加班”“出差”，有时深夜回来，衣服上沾着泥土和血迹，他只说“不小心摔了”。有一次，特务上门盘问，妻子端着刚煮好的粥，笑着说“我先生是教书的，每天备课到半夜，哪有时间干别的”，眼神里的紧张，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朝他摆手的小姑娘，是联络点房东的女儿小英子，才10岁。之前他每次去联络点，都会给她带块麦芽糖，教她认几个字。小英子知道“李叔叔是好人，在做大事”，今天看到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在巷口张望，手里拿着照片比对，就赶紧跑过来提醒。 李维嘉转身拐进旁边的弄堂，贴着墙根快速移动。弄堂里的裁缝师傅是地下党外围成员，看到他的暗号，立刻把他拉进后院，从地窖的密道转移。 他后来才知道，这次接头的情报是关于国民党江防部署的，叛徒出卖了联络地点，特务提前布下了三层包围圈。小英子的一个摆手，让他逃过了一劫。 地下工作者的牺牲，从来不是轰轰烈烈。他的战友老陈，为了掩护同志撤退，故意暴露自己，被特务折磨了三天三夜，直到牺牲，也没吐露一个字。他的学生小林，在传递情报时被发现，年仅19岁就倒在了血泊中。 1948年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特务到处抓人，监狱里人满为患，刑场上的枪声每天都在响。但越是危险，加入地下党的人越多，有工人、学生、商人、教员，他们隐姓埋名，用生命传递着希望。 李维嘉后来参与了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他和工友们一起守住了发电厂，不让特务破坏，为解放军进城提供了电力保障。上海解放那天，他站在街头，看着红旗飘扬，想起了老陈、小林，想起了小英子的麦芽糖，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他们只是普通人，有家庭，有牵挂，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 那些地下工作者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勇敢，不是不怕死，而是明明知道会死，依然选择前行。他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朴素愿望。 今天的我们，能在阳光下自由生活，能安心工作、学习，都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铭记历史，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那些为了正义和光明付出一切的人。 感谢你的阅览与点赞，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