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陈云最惊人的一次发言。1979年有人提出要让汪东兴，继续担任领导职位，然而陈云却直言，要是让汪东兴继续当领导，估计全党都不会答应。并且一连向中央要了12个人。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1979年的中国正站在关键路口。十年动荡刚结束，国民经济满目疮痍，农业与工业、轻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全党全国都盼着能尽快扭转局面，把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而此时的领导班子调整，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起步，每一个决策都牵动着国家的未来。 陈云这番话，绝不是一时冲动的表态。他一生行事向来沉稳审慎，说话办事都以事实为依据，这次如此直接的反对，背后藏着对大局的深刻考量。汪东兴曾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1977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按资历确实有继续留任的理由。 但陈云看得更远，他深知，接下来国家的核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推进现代化，而汪东兴长期从事警卫和党务工作，缺乏经济管理的专业经验，思想上也未能完全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很难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陈云看来，领导岗位必须让能扛起相应责任的人担任，这不是否定谁的功劳，而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更关键的是，陈云早就看透了当时的经济困境。他在多个场合尖锐指出，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可靠的计划，必须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能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支专业过硬、协作高效的队伍根本不行。这也是他为何坚决要12个人的核心原因——他要组建一个能统筹全国财经工作的“王牌团队”。 这12人的名单后来公之于众，每一个都分量十足：陈云亲自担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还有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等一众骨干。 这份名单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深意。成员里既有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党内元老，也有熟悉产业运作的实干派，覆盖了财政、工业、农业等多个关键领域。 更难得的是，陈云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不搞圈子主义，只看能力和担当，这12人后来都成了推动经济调整的核心力量。 很多人不知道，陈云早有组建专业财经团队的经验。建国初期，他就曾牵头稳定物价、整顿市场，靠一支专业队伍打赢了“两白一黑”经济战役，让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这次他故技重施，就是因为明白，治理复杂的经济乱象，必须靠专业人办专业事。3月14日，他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不仅列出12人名单，还提出了六点经济工作意见，字里行间都是对国家发展的迫切之心。 这份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明确支持陈云的主张，强调“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 随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这12人迅速投入工作，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当时争议巨大的宝山钢铁厂项目。面对“下马”还是“继续干”的激烈争论，陈云带队调研一周，最终拍板“宝钢要干到底”，既避免了盲目下马造成的浪费，又通过科学调整解决了仓促上马带来的问题。 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这12人团队展现出了超强的执行力。他们按照“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的思路，削减不合理项目，补齐民生短板，理顺经济关系。短短几年时间，中国不仅成功遏制了“冒进”苗头，还积累了1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宝贵的“第一桶金”。连外国友人都赞叹，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深陷外债困境，只有中国有勇气及时调整，还能取得这样的成效。 陈云的远见不止体现在用人上，更体现在他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他知道，要让经济建设走上正轨，光靠一批人不行，还得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在中财委第一次会议上，他就强调成员要“协力同心”，遇事多商量，不搞个人专断。对待党外专家和民主人士，他更是虚心求教，甚至会把电报初稿中的“希即照此办理”改为“以上是我的意见，请你们考虑”，给一线工作者留足回旋余地。 回头再看，陈云反对汪东兴留任、坚持组建12人团队，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建设国家”的路线抉择。他用看似“惊人”的发言，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惯例，确立了“以能力适配岗位、以专业应对挑战”的用人导向。正是这样的魄力和远见，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少走了很多弯路，为经济腾飞铺平了道路。 陈云一生都在践行“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次发言和用人决策，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他不纠结于个人恩怨，不迷信资历功劳，只盯着国家发展的核心需求，这种大局观和担当精神，值得每一个人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