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举动在当时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笔巨额财富如果换算成当时的购买力，足以支撑起庞大的民生工程，甚至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而对于卢绪章个人来说，这笔钱意味着他和家人哪怕几辈子什么都不干，也能过上最顶级的富足生活。 但他交出这一切时，表现得就像是卸下了一个替别人保管已久的包裹，转身就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中，去过那种拿死工资的普通日子。 就在解放前夕，上海和香港的商业圈里还弥漫着一股恐慌的情绪。 那时候局势不明朗，很多手里握着大量资金的资本家和商人都忙着把资产变卖，想方设法兑换成硬通货转移到海外，生怕晚一步就什么都剩不下。 当时卢绪章的生意规模已经做得很大，手里掌握的资源让很多同行羡慕不已。不少朋友私下劝他，让他也赶紧安排后路，把钱转出去，以后一家人在国外能过得安稳。 面对这些看似好心的建议，卢绪章没有丝毫动摇，他甚至不需要思考就拒绝了，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这些钱虽然在他名下，但从来就不属于他个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那几年里，卢绪章的生意版图其实已经扩张到了巅峰。 他不仅在香港稳住了脚跟，还将业务延伸到了上海和重庆，利用战后物资紧缺的机会，把进出口贸易做得风生水起。 那个阶段，他每天经手的资金流水都是天文数字，出入有专车接送，在别人眼里，他是风光无限的大老板。 但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位大老板在生活里其实非常抠门。 他严格区分公款和私款，赚来的每一分利润都记在公司的账上，哪怕家里生活开支再紧张，他也绝不动用公司的一分钱。这种近乎偏执的自律，正是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和任务。 在抗战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这种坚守显得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前线战事吃紧，后方物资匮乏，组织上经常需要大笔资金来购买急缺的药品和军火。 每一次接到筹款的指令，数额都大得吓人。有时候公司正赶上进货，账面上流动资金不足，卢绪章从来不找借口推脱。 为了凑够钱，他把妻子陪嫁的首饰偷偷拿去变卖，把自己谈生意充门面的汽车抵押给别人，甚至不惜背上私人债务。 他宁愿自己过得狼狈不堪，也要保证组织需要的钱款能准时送到。在那些深夜里，他看着账本，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亏了多少，而是这些钱换成的物资能救多少战士的命。 这一切传奇的起点，其实微小得让人难以置信。1937年秋天，卢绪章在香港的一个阁楼里，接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任务。 当时交到他手里的只有区区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组织给他的指示非常简单：用这笔钱去开公司做生意，具体做什么买卖完全由他自己拿主意，但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党什么时候需要钱，他就得什么时候给，而且要多少就得给多少。 那时候的香港环境复杂恶劣，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想要用这么点钱白手起家，还得时刻提防特务的监视，难度可想而知。 卢绪章当时也是两眼一抹黑，没有任何经商经验，也没有现成的人脉关系。他拿着这笔钱在街头转了好几天，最后硬着头皮租了个小铺面，挂起了“广大华行”的招牌。 为了省钱，他身兼数职，白天穿上西装扮成老板去洋行谈业务，晚上关起门来就是搬运工和会计。 创业初期更是充满了心酸，第一次做进出口买卖就因为运输问题栽了跟头，面临巨额赔偿。 他不敢向组织叫苦，也不想让那1000美元的本金打水漂，于是把自己祖传的一块玉佩当了，才勉强渡过难关。 就是靠着这种咬牙坚持的韧劲，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慢慢把生意做大，把那1000美元变成了后来的商业帝国。 从1000美元的试探性交付，到最后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的完璧归赵，这中间跨越了十几年最动荡的岁月。 卢绪章守住的不仅仅是账面上的财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从未改变的初心。 面对巨大的金钱诱惑，一个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十几年如一日的分文不取，甚至为了公家利益牺牲个人家产，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大的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