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柯麟的身份并不简单。他出身医学世家，早年考入广东公医大学，后来赴日本留学，主攻内科与外科，回国后在广州开设诊所，表面是悬壶济世的医生，暗里却是中共地下情报网的重要节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留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利用行医做掩护搜集情报、联络同志。干这一行，眼睛得尖，脑子得活，更要沉得住气——因为随时可能面对熟人变节、身份暴露的危险。 这个叛徒，柯麟一眼就认出来了。对方曾是地下交通员，在省港罢工时期一起传递过密件，彼此有过几次短暂照面。如今叛徒衣衫虽整齐，眉宇间却多了几分躲闪和焦躁，那种眼神只有做过亏心事的人才有。柯麟心下一紧，却没流露出半分异样。诊室里静得只剩听诊器贴到胸口的细微声响，他一边检查，一边在脑中迅速盘算：直接抓，会打草惊蛇；当场发作，不仅自己危险，还可能让叛徒提前销毁线索，牵连更多同志。 他照旧问诊、量血压、听心肺，手法熟练得像平时应付任何普通患者。谈话间，他故意聊些天气、物价，分散对方注意力，同时捕捉细节——叛徒咳嗽时左肩会轻微抽动，这是旧伤位置，说明过去受过刑；说话刻意压低嗓音，显然怕被街上行人认出。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在柯麟这里拼成一幅完整的警觉图：此人已投敌，正在试探或执行某种任务。 看完病，柯麟开了方子，把笔递给他时，用几乎听不出起伏的语调说：“药得现配，我去后面拿，稍等。”这句平常的话，是事先与联络员约定的暗号。他转身穿过诊室后的小门，那里直通后院，后院有专人值守电台与交通员。 跨进后院的瞬间，他加快脚步，把情况简明扼要交代给等候的同志：来者是谁，特征如何，可能的目的。中央特科接到消息，立刻研判叛徒近期活动轨迹，并部署监控与反制，防止他继续出卖组织和同志。 之所以用“取药”做掩护，是因为诊所日常就有配药环节，不会引起怀疑。柯麟很清楚，叛徒既然敢登门，就是吃定了地下工作者顾及身份暴露的风险不会当场揭穿。而他偏不走寻常路——不急于正面冲突，而是用最短时间把信息送出去，让组织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完成布控。这样的处理方式，既保住了自己的安全，也为后续抓捕和切断情报泄露争取了主动。 柯麟的冷静来自多年的实战磨炼。早在1928年，他就经历过一次险情：一名特务伪装成病人套话，他借机开出一份含有无关药材的方子，拖住对方，再通过护士送出警讯，最终化险为夷。那次之后，他形成一套“诊病—观察—暗传”的流程，把医疗场所变成情报中转的安全壳。对他来说，治病是职业，守护同志是使命，两者在白色恐怖下必须无缝切换。 这桩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叛徒离开诊所后，柯麟没有立刻销毁相关病历，而是暂存，并在当晚核对叛徒此前的联络记录，确认哪些同志可能被盯上。他连夜写出简报，通过另一条秘密通道送往特科，以防口头传达出现遗漏。这种步步为营的做法，避免了单线联系断裂造成的情报真空。可以说，他用一次看似普通的诊疗，完成了从识别、稳住、传讯到预防的全链条应对。 回头看，那一瞬间的镇定，不只是个人胆识，更是长期潜伏训练出的本能反应。地下工作者的魄力，不在喊打喊杀，而在能把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还装作无事发生，把致命的信息稳妥送出去。柯麟的选择，让组织及时止损，也让叛徒的阴谋没能继续扩散。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把医术和信仰拧成一股绳的人，是隐形的防线，也是无数同志能活下去的理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