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合影，二人身上的军装补丁摞补丁，看起来十分朴素。 朱老总，他被公认为“中国红军之父”，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地位崇高，天下无人不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甚至党内都有过疑问。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有造反派学生首领敢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甚至有人说：“这个总司令是个空的。” 这话听着刺耳，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南昌起义初期，朱德的地位并不突出。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能率领的只有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个营。起义计划中，分给他的任务，也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以及用宴请、打牌等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朱德当时在部队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个“边缘人物”。 那件打着补丁的军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见证了“总司令”如何从“边缘”走向“核心”。 真正让朱德的威望和领导力凤凰涅槃般诞生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至暗时刻。 1927年9月，主力部队南下失败，三河坝分兵后，朱德率领的四千余人阻击部队，在三天三夜的战斗后，只剩下两千多人。当他们得知主力溃散、起义领导人分散撤离的消息时，队伍孤立无援，“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了江西安远的天心圩，那是真正的谷底，军心涣散，饥寒交迫。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在这样“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的危急关头，是朱德站了出来，在军人大会上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他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华丽的辞藻，但他用“坚如磐石”的信念，给这支即将崩溃的队伍指明了方向。 最终，两万多人的起义队伍，只剩下800人。就是这800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十大将中，朱德、林彪、陈毅、粟裕等人，当年都站在天心圩这八百人的队伍里。 你再去看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你就明白了，它承载的不是贫穷，而是“信仰”。是朱德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凭着这份信仰，“力挽狂澜”，保存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才是他能成为“永远的总司令”，成为十大元帅之首的根本原因。这份威望，是“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不是靠任命，更不是靠花架子。 再看看照片里毛主席的军装，同样是补丁摞补丁。毛主席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时，特意换下长衫，找人连夜赶做军装，就是为了“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两位伟人，在历史性的会师时刻，穿的都是这身“补丁装”。 在延安时期，朱老总穿的衣服，就是“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他都舍不得换新的。老百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朱老总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 连他铺在炕头的一床草垫子烧了个洞，都要补好继续用。 朱德元帅曾说：“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 这不是空话，而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可以和士兵们“穿粗布军装，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他带头参加井冈山下山挑粮，每次一百多里，用农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担。 1927年，部队到达赣南信丰，发现有来自旧军队的人吃饭不给钱，甚至拿枪威胁老百姓。朱德得知后，立即派陈毅查明，集合队伍，对带头肇事的主犯执行枪决。他治军严厉，是为了“爱护百姓”，更是为了给“人民军队树立起良好形象”。 正是他这种以德服人、仁心爱兵的作风，让他与普通士兵“打成一片”。1927年他与范石生接洽时，曾遭遇民团包围，他被冲进来的民团误认为是“伙夫”而躲过一劫。陈毅在1929年的报告中写道，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朱老总不仅对物质生活要求低，对名利更是淡泊。1951年他65岁生日时，家乡仪陇县提议把县城迁到他的出生地，并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甚至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时，在电影和照片里都很难找到朱德的身影。原来，他当时发现摄影记者只有把身子探出汉白玉栏杆外面，才能拍到毛泽东宣布这一壮举的全景，于是他抓住记者的两腿，帮助记者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而把自己留在了镜头之外。 “赤色的品德”，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这件朴素的军装，承载的正是这种严于律己，永远将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伟人风范。 这张1937年的合影，两位伟人补丁摞补丁的军装，跨越近百年时光，依然在向我们讲述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政党，一个军队，能从绝境中站起来，能打败无数强敌，靠的绝不仅仅是枪炮，更是这份“赤色”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