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 然后掏出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过去，压着嗓子说： "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将来要是天变了，你得站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郭良知这个名字，在十里八乡不算陌生。但没人把他和"恶霸地主"画上等号﹣﹣他家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到他这代，既没强占过邻里的地，也没在灾年涨过租子。民国二十六年闹蝗灾，周边地主都在囤粮抬价，他却打开自家粮仓，给佃户们分了半仓谷子，只说"人活着比啥都重要"。这样的人，怎么会冒着杀头风险救一个"共党分子"? 你敢信吗？在那个"地主=恶霸"的刻板印象里，郭良知硬是活成了例外！可他救地下党，真不是脑子一热，是早就把利弊和良心秤过千百遍了——1947年的国统区，早就烂透了！国民党的兵比土匪还狠，拉壮丁、抢粮食是家常便饭，连地主家都难逃搜刮，郭良知前几个月就被乡公所强征了两百块大洋，说是"剿匪经费"，转头就进了军官的腰包。 被捆在柴房的地下党叫赵刚，是负责周边根据地联络的，前一天夜里接头时被叛徒出卖，被乡公所的人抓住，临时关在郭良知家柴房——因为他家院子大、院墙高，乡公所的人觉得安全，还想着第二天一早押去县城领赏。郭良知半夜起来查粮仓，路过柴房时听见压抑的咳嗽声，扒着门缝一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双手被麻绳捆得发紫，脸上还有血印，却眼神挺亮，没半点求饶的样子。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些年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地下党他也听过——帮老百姓减租减息，保护庄稼不被兵匪糟蹋，是真真切切为穷人办事的。再想想乡公所那些人，抓了人就知道严刑拷打，这小伙子要是被押去县城，多半活不成。 可救他，就是把全家架在火上烤啊！当时国民党规定，窝藏共党者，满门抄斩。郭良知摸出腰间的匕首时，手心全是汗——他不是不怕，是良心过不去！他割绳子的时候，赵刚吓得一哆嗦，以为是来补刀的，直到郭良知塞给他袁大头和金戒指，压着嗓子说话，他才反应过来是遇到了贵人。 那枚金戒指，是郭良知老婆的陪嫁，平时宝贝得不行，连女儿想戴一下都舍不得；几块袁大头，是准备给老母亲抓药的钱。他塞给赵刚时，只说了句"路上用，别让人看出破绽"，然后指了指后院的狗洞，"顺着后山跑，天亮前别停"。 赵刚爬狗洞的时候，郭良知就站在院子里望风，耳朵竖得像雷达，听着外面的动静，每一秒都像过了一个世纪。直到听见后山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他才松了口气，转身把柴房的门重新拴好，擦掉地上的脚印，装作啥也没发生。 第二天一早，乡公所的人发现人跑了，炸了锅似的在村里搜查，还把郭良知叫去盘问。他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说"昨晚睡得沉，没听见动静，许是柴房的门没拴牢"，又塞给领头的军官几块大洋，才把人打发走。可他心里清楚，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万一被人揭发，全家都得遭殃——这也是他让赵刚"将来替他说话"的原因，他知道地下党早晚能成大事，只盼着到时候有人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后来赵刚一路逃到根据地，把郭良知的事报告给了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工作队到了村里，果然有人举报郭良知"窝藏过共党"，还有人想趁机分他家的田地。就在这时候，已经成了县干部的赵刚赶了过来，当着全村人的面，把当年郭良知深夜救他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还拿出了那枚没舍得用的金戒指——上面刻着郭良知老婆的名字。 工作队核实情况后，不仅没把郭良知当"恶霸地主"批斗，还表扬了他的正义之举。他家的田地按政策留了一部分，其余的分给了佃户，郭良知也心甘情愿，说"跟着共产党，日子才能过安稳"。后来有人问他，当初怕不怕，他笑着说"怕啊，咋不怕？可做人得凭良心，国民党祸国殃民，地下党为老百姓做事，我不能看着好人送死"。 你看，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所有地主都是恶霸，也不是所有好人都顶着光鲜的身份。郭良知的选择，藏着最朴素的正义——他不管什么党派，只看谁对老百姓好；他不怕杀头风险，只怕良心不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多少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勇气和善良，悄悄为革命铺路。 我们总说革命胜利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可别忘了，还有千千万万个郭良知，他们或许没有扛枪上战场，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历史遗忘，因为他们让我们明白：善良不分身份，正义无关立场，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就是值得敬佩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清北送达邬老师
差点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