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男子死后，2名姐姐将他的遗产瓜分，不料，外甥却意外发现男子留下的遗嘱，里面明确写着，遗产全部归外甥所有。 外甥立马联系男子大姨，可对方却不认可，说遗嘱里写的“大外孙”，并非“外甥”，姓名和时间都对不上，遗嘱无效。 外甥一气之下，将大姨告上法院，要求归还瓜分的遗产！ 法院判了！ 故事里的男子名叫周建明，终身未娶，无儿无女，在上海有一套80平米的老洋房和十余万存款。 2022年深秋，周建明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2岁。 他的突然离世让家人猝不及防，料理完后事，大姐周桂英和二姐周桂兰便召集家人商量遗产分配的事。 姐妹俩一致认为，周建明无直系后代，父母也早已过世，遗产理应由她们姐妹二人平分。 没过多久，两人就敲定了分配方案：老洋房归大姐周桂英，存款由二姐周桂兰拿走，彼此还签了一份简单的分配协议。 周建明的外甥，也就是二姐周桂兰的儿子陈宇，全程没有参与分配。 他和舅舅周建明感情很深，舅舅生前一直很疼爱他，得知舅舅去世，他伤心了很久，压根没心思考虑遗产的事。 直到一个月后，陈宇帮着母亲整理周建明留下的旧物，准备捐赠给社区养老院时，意外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木盒子是舅舅生前常用的，陈宇找了很久才找到钥匙。 打开盒子，里面除了一些老照片和信件，还有一份折叠整齐的遗嘱，上面赫然写着周建明的名字。 陈宇心里一紧，小心翼翼地展开遗嘱，逐字逐句读了起来。 遗嘱内容很简单，明确表示自己百年之后，名下所有财产，包括房产和存款，全部归“大外孙”所有，落款日期是2020年5月，还有周建明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陈宇瞬间愣住了，舅舅的亲戚里，只有他一个外孙，“大外孙”显然指的就是自己。 他赶紧把遗嘱拿给母亲周桂兰看，周桂兰看完也很惊讶，她压根不知道弟弟立过遗嘱。 母子俩商量后，决定先联系大姨周桂英，把遗嘱的事告诉她，希望能重新协商遗产分配。 可让陈宇没想到的是，周桂英看到遗嘱后，直接摇了摇头，说这份遗嘱无效。 她指着遗嘱上的“大外孙”三个字说：“这写的是大外孙，又不是你的名字陈宇，根本不能证明是给你的。” 陈宇急忙解释：“大姨，舅舅身边就我一个外孙，大外孙不是我还能是谁？” 周桂英却不认可，又提出了新的质疑：“遗嘱上的落款日期是2020年，我记得2020年弟弟得过一场重病，精神状态很差，说不定是被人诱导着立的遗嘱。” 她还说，自己和二妹已经签了分配协议，遗产早就分完了，现在再提遗嘱的事，根本不算数。 双方争执不下，周桂英最后干脆放话，要么陈宇接受之前的分配结果，要么就去法院告她，她奉陪到底。 看着大姨蛮不讲理的态度，陈宇又气又急。 他觉得舅舅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自己理应继承遗产，大姨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舅舅的意愿，也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思来想去，陈宇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2023年初，他正式向上海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将大姨周桂英列为被告，要求其归还已经瓜分的房产和存款。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组织了第一次庭审。 庭审现场，双方围绕遗嘱的有效性展开了激烈辩论。 周桂英坚持认为遗嘱无效，除了之前提出的“称谓不符”“日期存疑”等理由，还申请对遗嘱上的签名和手印进行司法鉴定，声称可能是伪造的。 陈宇一方则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周建明生前的笔迹样本、多位邻居的证言，以及2020年周建明的病历资料。 病历资料显示，周建明2020年确实患病，但经过治疗后恢复良好，立遗嘱期间精神状态正常，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邻居们也出庭作证，证明周建明生前和陈宇关系极为亲密，经常在小区里夸赞陈宇孝顺懂事，还多次说过百年后要把财产留给陈宇。 针对“大外孙”的称谓问题，陈宇的代理律师提出，在日常生活中，亲属之间常用称谓代替姓名，这是普遍的生活习惯。 结合周建明无其他外孙的客观事实，以及邻居的证言，完全可以认定“大外孙”就是指陈宇，不能因为没有写全名就否定遗嘱的效力。 随后，法院根据周桂英的申请，委托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遗嘱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遗嘱上的签名和手印均为周建明本人所留，不存在伪造的情况。 鉴定结果出来后，案件的走向逐渐清晰。 法院经过多次庭审和调查核实，最终作出了判决。 信源：男子生前未婚未育,将全部财产留给外甥却写错名字,法院:遗嘱有瑕疵,但合法有效-度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