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提干司务长回家探亲，拜访贵人时，怎料收获了一辈子的幸福。 我叫杨启华，1956年生在四川南充山坳里的杨家坪。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是个只会埋头种地的老实人，母亲常年咳着喘着，连顿饱饭都吃不安稳。 杨家坪的山能把路绕晕，土地瘦得长不出好庄稼。我六岁就跟着父亲下地，露水草鞋磨脚，弯腰薅草到太阳落山，直起腰时疼得不敢动。 母亲总把碗底的米省给我和姐姐，自己啃糠饼，咳得脸发紫。姐姐十岁就辍学拾柴挖野菜，手磨出厚茧，却总把最嫩的野菜留给我。 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可家里供不起。村小在破庙里，土坯课桌、墨刷黑板，我每天走两小时山路去上学，冬天穿单衣冻得手脚发紫，却从没缺课。 三年级那年，父亲红着眼要我辍学，我抱着书包哭了一夜，第二天还是攥着课本往学校跑——不读书，这辈子就困死在山坳里了。 幸好遇到了张老师。他是城里下放的知青，戴黑框眼镜，说话温软却有韧劲。看出我想读书，他悄悄垫了学费，放学后留我补课，把自己的笔记本借我抄，还从城里带馒头塞给我。“山里娃，读书或参军才能闯出去，你要争口气。”他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1974年征兵，我毫不犹豫报名。18岁的我身高刚过一米六，体重不足百斤，体检差点因营养不良被刷。张老师跑十几里山路找征兵干部担保：“这孩子能吃苦，到部队肯定是好兵！” 临走时，母亲缝了新布鞋，父亲塞了十几个鸡蛋，张老师给了我五块钱和几本笔记本，我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大山。 部队日子比种地苦。新兵连五公里越野、战术训练，我体能跟不上，好几次落在最后。想起张老师的话和父母的期盼，我偷偷加练，绑沙袋跑步、对着树干练刺杀，手上血泡挑破了继续练。 后来分到炊事班，凌晨四点起床挑水做饭，冬天洗菜的水刺骨，双手冻得开裂流脓，我从没喊苦。五年下来，我评上“优秀士兵”入了党，1979年还提了司务长。 提干后第一念头就是回家看父母和张老师。辗转几天回到杨家坪，父亲在村口老槐树下张望，头发全白，背也驼了；母亲拄着拐杖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第二天，我提着礼品去看张老师，他调回城里中学教书，正好放假在家。 看到我来，张老师又惊又喜，拉着我问长问短。聊天时他提起邻居姑娘李桂兰：“命苦，父亲早逝，跟着母亲长大，勤快懂事，农活、针线活都是村里最好的。”我进门时就瞥见院子外站着个穿碎花布衫的姑娘，梳着麻花辫，眉眼清秀，正偷偷往院里看。 张老师看出我的心思，喊她进来。姑娘端着一碗红糖水面，脸颊通红：“杨同志，喝点糖水暖暖身子。”我接过碗，看着她羞涩的样子，心里莫名好感。那天下午我们聊得投机，我讲部队生活，她讲村里变化。张老师主动当媒人，两边老人都同意，我们就定了下来。 探亲结束回部队，我们开始书信往来。她的字娟秀，信里全是朴实的关心；我跟她讲部队趣事，把思念写在纸上。1980年，我们在村里办了简单婚礼，没有排场彩礼，只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后来我转业到县民政局，把桂兰和父母接到城里。这些年，我们相濡以沫，养育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踏实幸福。现在想来，没有张老师的帮助，我可能早辍学困在山坳；没有那次探亲拜访，我也遇不到桂兰。 人生路上，贵人的帮扶是照亮前路的光，意外的相遇是岁月的甜。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最终都变成了一辈子的幸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