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离家几十年的干部希望回家探亲，看看亲人是否健在，是否安好。这样的基本要求，上级一般都是准许的。身为刚改编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李大清，申请回家探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踏上返乡之路。 在1949年秋，湖北武昌，高射炮第一师副政委李大清递上探亲申请时，手微微发颤。 此时这位经历过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兵，此刻像个即将见先生的学生，尽管他的家乡黄陂距离驻地仅六十里路，但他却走了整整十八年。 吉普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李大清默数着沿途的界碑。 而警卫员小赵是东北人，第一次见识南方乡村道路，车子陷进泥洼时他忍不住嘟囔：“副政委，这哪是路，分明是糨糊坑！” 然李大清没接话。 要知道他十四岁那年，也是在这样的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追上了红军队伍。 当初母亲追出三里地，一只布鞋掉在泥泞里都顾不上捡。 如今他穿着锃亮的皮鞋回来，却听说父亲因他参加革命被敌人杀害，还有几位叔叔也杳无音信。 车到黄陂界就再也无法前行。 接着李大清带着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徒步进村。 离村半里地的田埂上，一位老农看见穿军装的人，慌忙放下锄头迎上来，小心翼翼地问：“长……长官，要去哪家？我带路。” 此时的李大清认出这是儿时常带他放牛的王叔，但是对方却完全没认出这个面容沧桑的中年人就是当年那个瘦弱的伢子。 “我们是解放军，回村看看。”李大清用生疏的家乡话回答，但心头涌起难言的酸楚。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的三间茅草屋却只剩焦土。 大清，是大清回来了，张婶高兴的说。 邻居张婶颤巍巍地指认：“白匪来烧过三回，你爹就是在那棵槐树下……” 李大清站在废墟前，军装的风纪扣解开了又系上。 他吩咐警卫员找老乡家借宿，而自己独自往后山走。 月光下，一座新坟立在那里，青砖上刻着“李公讳德旺之墓”，这是他多年未见的父亲。 淮海战役时他就听交通员说过父亲遇难，但纸上八字与眼前这抔黄土的分量终究不同。 他蹲下身，掏出怀里的半瓶武昌酒缓缓洒在坟前：“爹，儿子穿皮鞋回来了。” 第二天清晨，晒谷场围满了乡亲。 当年一起放牛的王二瘸子拄着拐，给他纳过布鞋的张婶头发已似霜打茅草。 在人群后面，一个攥着蓝布包的老太太颤巍巍站着，李大清脑子嗡的一声，那是他娘！ 他冲过去跪下，老太太枯瘦的手摸过他额头的伤疤，那是四平战役留下的弹痕，又抚过他下巴的胡茬，最后轻轻拍在他肩上：“死娃儿，十八年，你咋才回！” 说着母亲抖开蓝布包，是双千层底布鞋，鞋面绣着歪扭的映山红。“当年你跑丢一只，我补全了。” 李大清当场脱下皮鞋换上布鞋，大小正好。 转身对战士们笑道：“以后见首长，我就穿这个，省得说脱离群众。” 他在村里住三天，把随身带的饼干罐头全分给孩子，自己顿顿吃红薯稀饭。 当时几位婶娘争着拉他回家吃饭，桌上总摆着记忆里的黄陂三鲜，鱼丸、肉糕、豆腐，虽然鱼肉都是借来的。 堂弟悄悄问他：“副政委是多大的官？能管县太爷不？” 李大清正色道：“共产党的官，是给老百姓跑腿的。” 他掏出津贴塞给母亲想重修房屋，老人摆手：“别折腾，你要有心，给村里打口井吧。” 回部队后，李大清真的打了报告申请“黄陂饮水工程”经费。 在半年后，一口机井出水了，井台刻着“红军井”三字。 这口井至今还在，只是年轻人更爱喝瓶装水。 只有老人还提着桶，在井边讲那个穿布鞋的大官儿子的故事。 有人记得李大清临走前夜，蹲在地上给母亲洗脚。 那那双布满老茧的脚，曾为他追出三里地。 那双手，在敌人烧屋后捡回烧焦的梁木，一根根重建家园。 李大清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击落三架敌机，勋章塞满抽屉。 但他最珍视的，始终是那双绣映山红的布鞋。 七十年代病重时，他嘱咐老伴：“等我走了，把鞋烧给我，怕那边路硌脚。” 去年有采风者去黄陂，见井边新栽了两棵枣树。 当地老人说，是李副政委的孙子回来种的，说爷爷没赶上吃老家枣，补给他。 这场跨越十八年的归乡，折射出一代革命者的集体记忆。 据统计，1950年代初，全国有近十万名像李大清这样的干部申请回乡探亲。 而他们带回的不仅是个人故事，更是国家重建的基层触角。 井水依旧甘甜，映照着来来往往的人影。那些布鞋、水井、枣树，默默诉说着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故事。 真正的英雄，既能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也会蹲在地上为母亲洗脚，这或许就是那一代人最真实的写照。 致敬伟大的战士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哪里有我们现在的安逸。 主要信源：（开国少将——人民网）
